廷。更多的边境郡不得不或部分或全部放弃给羌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成了边界。根据段颎在公元168年的上书，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这一西北边境地区（超过800公里或500英里）已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34］
凉州叛乱，184—221年
公元2世纪汉朝从西部和西北边境撤退的格局，暗示一种具有更基本更复杂性质的历史力量一定在起作用。当时的调查分析把所有羌人的纠纷归咎于汉朝边境官员的管理不当和剥削，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可能是误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原因。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而论，对两个潜在的历史动向可作简略的讨论。首先是如上所述的羌族人口的迅速增长。范晔在他关于羌人的历史记事中写道：［35］
其俗……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
显然，在这里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为羌族人口过剩的特殊现象提供某种解释。相同的现象在当时汉朝边境将领如张奂和段颎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揭示，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认为羌人实在太多，无法安抚、抑制或消灭他们。
应指出的第二种动向是边境地区，特别是凉州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转变，这是在汉人和羌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展起来的。和汉朝政府的期望相反，从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观点来看，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使羌人中国化，不如说是使边境中国人蛮夷化。有证据表明，在公元2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帝国的东部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凉州的居民。正如公元190年郑泰向董卓上书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帝国在面对凉州军队时都因害怕而发抖，甚至那里的中国妇女都因受羌人影响而变成凶猛的战士。［36］
由于发展了以凉州为基地的中国人-羌人联合力量，陕西土著董卓有可能从公元189年到192年控制汉朝宫廷。［37］ 董卓年青时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在羌人中间建立了声望，他和许多强有力的羌族部落首领们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羌人军队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的骨干，正是这支军队使他一度成为帝国最强有力的军事领袖。他的行动如此不象一个中国人，以至于著名将军皇甫规的寡妇一怒之下称他为“羌胡之种”。［38］ 事实上，自从公元2世纪以来，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由于担心凉州地区的无休止的叛乱，有一人甚至在184年向朝廷上奏，提议凉州每一家庭应有一本《孝经》并研究它。［39］ 这个建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看来已经背离了中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
184年凉州的大规模叛乱进一步说明，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两者已经发展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共同地理同一性。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还有中国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40］ 两个重要的叛乱领袖，边章和韩遂，是金城附近的著名的中国富豪。此外，根据刘陶的记录，许多叛乱的将领以前是汉朝将军段颎手下的将官。他们全都精通战术，而且熟悉该地区的地理。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宋建的中国人领导下，一个称为“平汉”的地区性的中国人-羌人王国在陇西的枹罕建立起来。这个边境政权与汉帝国相对抗的决心从它的名号“平汉”无可置疑地暴露出来。该王国持续了30余年，直至218年为曹操征服为止。［41］
184年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汉朝对西北不安全的忧虑。在185年举行的一次朝廷会议上，出身涿州（河北）的丞相崔烈认为凉州应该放弃。但是他遭到来自北地的议郎傅燮的激烈反对，傅燮甚至要求将该丞相处死，因为他提出这样的建议。［42］ 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汉朝宫廷中放弃的念头为一个西北土著所抵制，但为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某个人所提倡。傅燮和崔烈之间的矛盾不应该简单地解释为个人观点之事。它是以凉州西部边境社会为一方与帝国东部（通常称为关东）为另一方的长期存在的差异的一种表现。
到公元2世纪的末年，这两个集团分别由董卓和袁绍领导，在朝廷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董卓在190年成功地建立了对朝廷的无可争辩的控制时，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向西移到长安，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州。［43］ 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在192年董卓被暗杀以后公开爆发。这种局面在《后汉书》下面的记载中有生动的叙述：［44］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丞相王]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令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现共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其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
王允的报复性的对立马上导致和整个凉州集团的一场不幸的武装对抗。在朝廷中恢复秩序的即使十分微小的可能性，在董卓死后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凉州在汉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然而，凉州在公元2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作为一种头等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不能纯粹从帝国的内部发展来理解。归根到底，它是直接由紧跟着羌人移动以后该地区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汉与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注目的地位。
［1］ 关于汉代和汉代以前羌的一般记载，见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载《历史研究》，1963.2，第153—170页；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 1963.5，第165—182页：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食货》，复刊1：1（1971），第15—20页；1：2（1971），第13—23页。
［2］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页。
［3］ 《汉书》卷六九，第2972页。
［4］ 唐代的一些学者给“羌”下的定义是“羊”，见《说文解字》（北京，1963），第78页。
［5］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5页。
［6］ 《汉书》卷六九，第2986页。
［7］ 《汉书》卷六九，第2979页。
［8］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3页。
［9］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页。
［10］ 《汉书》卷六九，第2973页。
［11］ 《后汉书》卷八七，第2892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60页。关于曹凤，见《后汉书》卷八七，第2885页。
［12］ 《汉书》卷七三，第3126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12页。关于婼羌，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0页注70。
［13］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0页以下）；顾颉刚：《史林杂识》，第69—73页。有一枚刻有“汉归义羌长”字样的印章，可能属于前汉时期，见萧之兴：《试释“汉归义羌长”印》，载《文物》，1976.7，第86页。
［14］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8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53页）。
［15］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页以下。
［16］ 《晋书》卷五六，第1533页。
［17］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2877页。关于日期见《汉书》卷六，第188页。
［18］ 关于护羌校尉的支援人员，见《后汉书》（志）卷二八，第3626—3627页。
［19］ 《汉书》卷六九，第2993页。
［20］ 《汉书》卷六九，第2985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6页以下）。
［21］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5、 2894页。
［22］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2、 2895—2897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
［23］ 《汉书》卷八，第26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3页）；《后汉书》卷四，第170页；《后汉书》卷五，第206、211、237页；《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14—3515、3521页。关于属国都尉，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329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61页以下。
［24］ 《后汉书》卷六五，第2138页。
［25］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 2897页。
［26］ 《后汉书》卷五一，第1686页以下。
［27］ 《后汉书》卷五，第216页。
［28］ 《潜夫论》 5（22），第258页。
［29］ 《潜夫论》5（22），第262页。
［30］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2888页。
［31］ 《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页；关于虞诩，见前面第4章《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和《顺帝统治时期》。
［32］ 《后汉书》卷八七，第2891页。
［33］ 《后汉书》卷六，第256、269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3、2896页。
［34］ 《后汉书》卷六五，第2148页。
［35］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页。
［36］ 《后汉书》卷七○，第2258页。
［37］ 《后汉书》卷七二，第2319页以下。见以上第5章《董卓其人》。
［38］ 《后汉书》卷八四，第2748页。
［39］ 《后汉书》卷五八，第1880页。
［40］ 关于这次叛乱的研究，见古斯塔夫·哈隆：《凉州叛乱：公元184—221年》，载《大亚细亚》新版，1∶1（1949），第119—132页。
［41］ 《后汉书》卷八八，第1875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七，第2998页。
［42］ 《后汉书》卷五八，第1875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公元181—220年的大事记》[堪培拉，1969年]，第26页）。
［43］ 《后汉书》卷七二，第2327页。
［44］ 《后汉书》卷六六，第2176页。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