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傅
前汉时期，太傅一职只设于该朝代初年和末年。后汉与此不同，终后汉一朝共任命了12位太傅。新皇帝登基以后不久就正式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任太傅，但太傅通常在几年以后就会逝世，于是这位皇帝以后岁月的太傅一职就空缺下来。
太傅在所有官员里地位最高，他应该向皇帝进行道德指导。这种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因此后汉的前两位太傅实际上担任的是挂名的职务。随着公元75年第三位太傅上任，该职的特点有了变化。他及其后任负有监督尚书的职责，并从此领导一批相当大的官署。［1］
三公
后汉始终保持公元前8年建立的制度，即正式任命品级相同的三位最高一级的职业官僚。他们称为“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公元51年改为司徒、太尉和司空。［2］ 当时去掉大司徒的“大”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前身在西汉称为“丞相”，在三公之中权势最大，是全体职业官僚的代言人。但在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25—57年）此官失势，以后从未恢复原来的地位。太尉逐渐成为三公之中权力最大的。
司徒掌握国家的财政预算。司徒府接受财政帐册并进行审核，这些帐册包括人口和耕地的登记册，每年年终由地方行政官员带到京师。司徒还持有官员的花名册，每年评价官员的表现，并给空缺举荐候选人。皇帝缺席时，司徒领导廷议，并把各种意见综合起来写成奏疏上报。
朝廷从公元前87年开始把大司马的官衔授给摄政者。［3］ 后汉并没恢复这种做法。头两位仅有的大司马是军事将领。随着公元51年大司马的头衔改为太尉，所有的任职者都是文官。
司空监管公共工程并考察各项工程负责官员的业绩。前汉不设司空。当时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最初是作为丞相的助手，随后有了自己的权力。他是帝国的主要监察官，监视所有官员的表现，包括内廷人员和正式官员，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员。监视的目的是防止滥用权力。御史大夫一职在公元前8年的撤消（公元前1年再次设置），并不意味着监督的取消，而是分散了。从此官员的表现最终处于三公的三方面的监督之下。这样做虽然可能做到牵制和平衡，但也必定会导致官员权力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公除了有自己特定的职责外，还是皇帝的顾问，有事要与他们商量，或者他们自动提出有关一切政策事务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三公描述为皇帝的内阁，他们既集体负责，又有重叠的职责。
三公的官署一般说用同一种方式组成。史料仅系统地描述了太尉的官署，［4］ 但是各官署的组织情况的差别无疑是很小的。三公各自有一名主要吏员（长史）协助。他们的官署划分为曹，每曹由多名吏员和助手任职。
九卿
品级仅低于三公的九卿领导着专门机构，有的机构十分庞大。九卿不是三公直接的下属人员，尽管三公要考察他们的政绩。
九卿的第一位是太常，他掌管国家的礼仪、占卜、皇家陵寝、星象和高等教育。［5］ 他有几位高级助手。太祝令是国家的祈祷师。太宰令有许多助手，他们为朝廷的祭祀活动准备、安排食品。太乐令于公元60年改为太予乐令，他指导宫廷表演和礼仪活动时的乐师和舞蹈人员。高庙令和世祖庙令负责为洛阳的两汉创立者守灵。［6］ 园令和食官令被指定管理后汉的每座皇陵。
太史令负责皇家天文台的天文-星象方面的观察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天文台是灵台。［7］ 太史令编订每年的历法，确定吉日，记录吉凶之兆，监督占卜活动，负责尚书台中有前途的人必须通过的书写和阅读的测试，维修保养“明党”。太史令必须是一位多面手，因此一位太史令在公元132年发明世界上第一个地震仪就不足为奇了。［8］ 博士祭酒掌管太学，太学是帝国的高等学府，公元2世纪中叶有3万名学生在校学习。最后，从公元 159年以后任命了秘书监，他是帝国图书馆的馆长。
九卿的第二位是光禄勳。［9］ 他的职责是确保皇帝在本人居住的皇宫外面的安全。为此他掌管着五个单位。前三个称为三署，负责登记在京师见习的候补官员，这些人通称为郎。郎的工作是当皇帝在皇宫公开的场合和外出巡视时做皇帝的卫兵。郎由五官中郎将、左中朗将或右中郎将统带，归谁统带由隶属关系决定。
还有两个部门的成员也称为郎，但他们不是等待补缺的人，而仅仅是皇帝的禁卫。他们是骑兵。其中的一支部队由虎贲中郎将率领，另一支部队的成员征自中国的西北，由羽林中郎将指挥。
后汉取消了几个其职能与这五个单位重叠的机构。另一方面，奉车都尉和驸马都尉的权力也合并到官僚政府之中。它们在前汉时代曾是编外的头衔，到了后汉开始成为光禄勳属下的正式官职，同时分别授给三至五人。由于他们没有配有下属，所以除了战争时期，他们的位置都是虚职。在同一部门的另一个类似的虚职为骑都尉，同时有多达10人担任此职。
光禄勳的另一项职责是监视朝廷某些皇帝的顾问。他们是：光禄大夫，人数多达3人；中散大夫，多达20人；议郎多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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