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阅读正史时，可能想到前汉和后汉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巨大变化。后汉史料不常提到大商人，而常常提到“流浪”农民。但这种迹象并不能证明经济萧条或商业衰落。《后汉书》和《三国志》中之所以缺少大企业主传记和论述财政事务的“志”，大概可以归之于史家对于所叙述问题的选择，也许反映政府在管理经济和在财政问题上进行试验的兴趣减退了。此外，除了普遍萧条的因素外，农民还被各种经济力量逐出家园。如果把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一起进行考察，便可看出后汉继续表现经济稳定，甚至整个生产呈现出缓慢发展，直到公元184年以后战乱使国家许多地方的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为止。可是正在这时经济机能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严重社会混乱。［1］
商业和工业
在后汉时期，商业和工业不像在公元前1世纪和王莽统治时期那样受到政治干扰。［2］ 政府对于通货的管理，证明那时候没有任何频繁的倒退现象。公元40年恢复冶铸五铢钱，在流通领域不断补充钱币的供应，直到汉朝几乎崩溃为止。此外，公元88年暂时放弃了政府对盐铁的垄断，部分岁入向私营制造商征税来弥补。甚至军队用的剑和盾也向私营企业家购买。［3］
人们感觉到，那时没有遏制商业的情况，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奢侈风气和普遍地消费奢侈品。虽然有些社会评论家提到了这一论点，但是以王符（约公元90—约165年）的批评最为有力。他发现京城和其他大城市是主要经营贸易和商业特别是奢侈品的地方：［4］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干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农业）末（手工业和商业）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
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凋欺，以相诈绐，……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今多（妇女）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熒惑百姓。……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緤，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唏，［5］ 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竟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关于殡葬棺材]后世以楸梓槐柏■■，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致，钉细要，削除铲靡，不见际会，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东南〕檽梓豫章梗柟，边远下土，亦竞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輓。东至乐浪〔在朝鲜〕，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
在这段短论里，王符的目的不是描述经济，而是批评当时的风气。在他奋笔嘲弄的激情中，他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他关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情况的印象实际上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整个后汉时期，技术进步不断涌现，包括造纸过程的完善、风箱和早期瓷器形式的发展。［6］ 从考古发掘物来看，像漆器、青铜器和锦缎这类奢侈品似乎比前汉时期更为普遍（虽然质量不高）。［7］ 在王符强调的殡葬奢侈之风这个问题上，他说得完全正确；整个汉代的倾向是殡葬一直越来越浪费和奢侈。1953年在洛阳发掘的225座墓葬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情况。_0651_2［8］ 甚至把后汉最奢侈的属于特别重要或富裕人物的墓葬除外，这些看来是普通官吏的墓葬，在规模和结构的复杂性上都在不断扩大。
王符说，从现代朝鲜的乐浪到甘肃敦煌都仿效这些地宫样式，他也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地方很好地保存下来的墓葬，提供了在远离京城地方采用奢侈品随葬（至少是官员和富人）的特别充分的证据。在从长安到敦煌稍微过半路程上的武威附近，从一处庞大的墓地发掘了70余座墓葬。［9］ 公元2世纪中叶的第49号墓葬有长而狭窄的墓室，估计长4米，宽2米。其中发现14件陶器；各种木器，包括一匹马、一头猪、一头牛、一只鸡、一个鸡笼和一头独角兽的模型；70枚铜币；一件青铜制的弓弩机械装置；一枝毛笔；一个装在漆盒内的砚池；一个漆制盘子和碗；一把木梳；一件玉制装饰品；一双麻鞋；一个草包；一面残破的题铭旗帜；一个竹发夹；两个草背包；一个石制油灯。
后汉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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