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是汉代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刘家是世代名门望族。周郡还有雷、蒋、磣、鲁四姓，都排在刘姓后面。时人为此说到：“雷、蒋、磣、鲁，刘为最祖。”刘颂的父亲刘观是平阳太守。刘颂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考察后推荐为孝廉、秀才，他都不就任。晋文帝征召为相府掾，奉命到蜀地出使。当时蜀地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贷，没等回报便实行，为此被除名。
晋武帝继位，授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审理冤狱。几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咸宁年间(275～279)，诏书命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安抚荆、扬两地，因出使符合皇帝旨意，转官黄门郎。升为议郎，任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下狱，诏令刘颂考核究竟，刘颂坚持无罪，扈寅才得以免祸，时人把他比为汉代的张释之。他在职六年，号称最详察公平。时遇吴国平定，诸将争功，派刘颂考核此事，刘颂定王浑是上功，王氵睿中功。武帝认为刘颂持法失理，贬为京兆太守，还没就任，又改任河内太守。临行前，上奏有利国家之事，多被采纳。郡界有很多公家主办的水碓，阻塞流水，渐成水灾，刘颂上表废除，百姓获得方便。不久因母死去职。服丧期满，除任淮南相。在职期间严肃公正，很有政绩。先前修治芍陂，每年用几万人，当地豪强互相兼并，孤独贫穷的人失业，刘颂让当地人戮力同心，按功劳大小获利，百姓称他公平。
刘颂在郡内上疏说：
现在民间少名士，百官无高才，是什么缘故呢？公正的评论不引进，人们不树立好品德，行为苟合取容，所以没有名士。下面无专门机构，又不实行考核官吏的制度，官吏不竭尽臣节，所以没有高才。没有高才，就有憎恶世俗的事；缺少名士，后来的入仕者就没有标准，所以我想制定考核和采纳公正的评论的制度。追求富贵而厌恶贫贱，人理如此。圣明君王完全熟悉万物人情，知道人欲不能除去，所以使公私的利益齐一，却使达到公私之利的途径曲折相通，使那些想富裕的人必须先从贫困开始，想要显贵的人必须先安于贫贱。安于贫贱就不会自负贤能，不自负贤能然后才会对廉耻严肃；守住贫穷的人一定会节制私欲，节制私欲然后操行保全。用这种态度处理公务，才会尽心公职。尽心公职的人是富贵之徒；因为没有私心的人最终得到他的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富裕的人不经过贫困就能得到富裕，想显贵的人不用安于贫贱就能得到显贵，公私的道路既已乖戾而人情又不能没有私心，私人的利益不能从公家得到，就常常背弃公家而从事邪门歪道。因此风骨气节一天天倾颓，公理渐渐废弃，人们求富贵，不是遵循法制获得的。以此为政，小治和大治难以期待。然而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改正。外加世风放纵奢侈、钻营贪欲之人比肩，群士糊涂，平庸和能干相似，不可马上肃清，晋升和贬黜也不可完全不同。再说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善在遏止过失，同样奢侈之中，还有更奢侈的，要使那些愚昧地纵情享乐的人，失去那显荣的富贵，瞬间处在不洁净之地；约束自己洁净朴素的人，受到节俭品德的回报，位列于清官之上。两类人清浊分流，使他们各有所报。然而世俗放纵奢侈，不可马上肃清，所以我私下想，希望先从事于疏导工作。
天下特别大，各种事情特别多，国君又只有一个，跟天上的太阳一样，所以不是靠耳闻所能周览的。因此圣王的教化，是执掌精要而已，把各种事务委托手下而不用琐事束缚自己。分掌职务已定，不必参预其事，并非怕忙碌到太阳偏西的辛劳，也不牵涉到安乐的考虑。的确是因为政体应该如此，事物的趋势致使这样。为什么？创造谋划的开始，而对昏暗是非，区别能与不能，是很难详察的。已经施行，根据成功失败，区别功劳罪过，是很容易识别的。容易识别在于考察结果，难以详察在于创业开始，所以人君常常居于易识就安定，人臣不处在难察的开始就混乱。现在陛下每每精于事情的开始而略于考察结果，所以众官吏考虑事情怀有成败忧惧的分量小，而粉饰文采来躲避眼下的谴责分量重，这就是政治不好的原因。而今人君能经常居于易识，掌握大权驾御臣下，然后臣属的功绩罪过显现在成败得失的事实中，无法逃脱诛罚或奖赏。所以罪责不能隐藏，功劳不能谎报。功劳不能谎报，有才能的人就劝勉；罪责不能隐瞒，乖戾简慢之人就一天天肃敬，这就是治国的大要。我私下认为陛下的想法，旨在尽善，担心政事有差错，所以精心考虑事情的开端，以求没有过失，又因为百官中胜任的人少，所以不把事务委托臣下，宁可自己辛劳到太阳偏西。以我愚钝的想法，认为现在想要尽善，就应考察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虑开始难以考核。另外百官多不胜任，也应该交办事务，使能臣得以成就功业，无能之人得以显露失败。失败显露可以废除，功业成就可以继任，这样以后贤能的人常常在位做好事情，昏昧愚劣之人就不能白拿俸禄伤害政事。像这样坚持下去，那么胜任的人逐渐增多，稍稍经过几年，就连下层官吏也普遍得到能士了。这种考核才能实绩，是政治的重要事务。现在国君不交办事务期待成功，却跟臣下共同谋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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