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字士安，幼名皇甫静，是安定朝冉阝人，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过继跟着后叔父，迁居到新安。二十岁还不好学，东游西荡没有节度，或认为他是白痴。曾经得到瓜果，便送给后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上说：‘虽用三牲奉养，如果让我们担忧，还是不孝。’你现在二十多岁，目不存教育，心不纳道义，没有什么能安慰我。”于是感叹道：“从前孟母三次迁居使孟子成仁，曾参的父亲杀猪以行教诲，究竟是我居住时没有选择好邻居哩，还是教育缺少方法呢？为什么你愚钝得这么厉害呢？修身心重学业，是你自己得到好处，对我有什么呢？”因而对着他流泪。皇甫谧于是感动激愤，到同乡人席坦那儿读书，勤奋不怠。家中贫穷，亲自耕种，带着经书务农，于是博通典籍和百家之言。皇甫谧沉稳闲静清心寡欲，开始有了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为玄晏先生。著有《礼乐》、《圣真》论。后来得了手脚麻木之症，还是手不释卷。
有人劝皇甫谧修名声广交游，他却认为不是圣人谁能够做到入仕和隐居并存呢？居在田里之中也可以尧舜之道为乐，又何必崇尚世利，烦劳于官事，然后才成名呢！”便作《玄守论》来回答。论中说：
有人对我说：“富贵是人们所希望的，贫贱是人们憎恶的，为什么等着自己受穷却不改变呢？况且道所看重的是治世；人所赞美的是逢时。先生你年迈齿变，饥寒不能赡养，老死沟壑之间，又有谁知道呢？”
我说：“人所最珍惜的是生命；道所必定保全的是形体。生命形体所不能侵犯的是疾病。如果扰乱全身之道而损害性命，怎么能摆脱贫贱保存自己的欲望呢？我听说拿别人的俸禄就要为别人忧虑，身体强壮的人尚且受不了，何况我是体弱多病呢？再说贫困是士之常情，卑贱是道之事实，处在常情合乎事实，到死不忧虑，跟烦劳精神得到富贵相比哪个更好呢？另外活着不被人知道，死去不被人叹惜，是最好的了。哑巴聋子这种人，是天下最有道的了。一个人死了天下都恸哭，认为是损失，一人活着四海都高兴，认为是补益。然而悲伤和高兴都不能对生死有所补益。因此至道不会减少，至德不必增益。为什么？它本体充实。如果运转天下人的思念来追寻损生的灾祸、增广没有补益的疾病，哪算是最高的道德呢？只有无损，才是最坚固的了；只有不增益，才是最厚实的了。坚固所以最终才不能使他减少，厚实所以才最终不能使他瘠薄，如果能领悟到坚厚的实质，处于不薄的本性，立于损益之外，游离于形骸之外，那么我的道就完满了。”
于是不做官。沉溺于学习典籍，废寝忘食，当时的人称他为“书淫”。或有人告诫他过分笃学，将会损耗精神。他说：“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何况寿命长短是上天注定的呢？”
皇甫谧的叔父有了儿子，已经二十岁，到他四十岁时死了后母，于是他返回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亲叔伯姐妹的儿子，要上任时，别人劝他为梁柳饯行。他说：“梁柳当百姓时拜访我，我送迎不出门，吃的不过是腌咸菜，贫穷的人不用酒肉为礼。现在他当郡守我去送行，这是看重城阳太守的职位而轻视了他梁柳这个人，哪里合乎古人之道呢？这不是我能心安理得的事。”
当时魏郡召为上计掾，推举当孝廉；景元初年(260)，相国征召，他都不应召。后来乡亲劝他接受任命，他为此作了《释劝论》来表达志向。其辞说道：
相国晋王司马昭征召我等三十七人，等到泰始年(265)司马昭受禅登基，一同受命的人没有谁不到朝廷，都拜为骑都尉，或者赐爵关内侯，进宫侍奉朝见，享受侍臣的礼遇。只有我疾病困扰，没赶上国家的宠幸。同宗的父老兄弟和我的同僚，都以为是天下大庆，百姓依赖之世，即使不能成礼，也不应该安睡，纵使病重，也合当出仕。我考虑到古今圣明君主的礼制，无论大小事情，都按实情决断，我实力不能担负重任，哪是怠慢呢？于是我病卧在床上感叹道：“进取是自身的光荣；退隐，是命运中的实情。假使我没有疾病，持有高尚的隐居不仕的节操，尚且可以被宽容，何况我的确病势沉重呢？所以尧舜的时代，士人中有的收敛隐居的形迹，有的为国事过家门而不敢入。皋陶这些人之所以两遂心愿，是遇到了好时代。所以朝廷重视致力为国的臣子，民间赞美保全志向的士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方今圣明的帝王兴起，名声与前哲匹配，仁道不远，也应该如此啊！客人或用常理逼迫我，或为我违背世事而忧虑。我认为朝廷有宽厚圣明的君主，下面一定有接受旨意的人，天网恢恢，入仕与否是一样的，对入仕还是隐居又有什么可怨呢？”于是研究宾客主人的论点，解释别人的责难，名叫《释劝》。
客人说：“听说上天有日月星辰以显示光明；大地蕴藏神灵，以吐生万物。所以黄钟依次排列，律吕形制不同。因此春天百花开放，夏天果实累累，秋天凉风除暑，冬天结成冰霜。人的规律相同，顺应玄机而发。天地人三才相连获利，如同符契相合一样明白。所以士人中有的一同仕于唐尧，有的事先感悟于有莘氏，有的托梦感动国君，有的放下渭水滨的钓竿，有的敲着牛角打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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