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王璞山即日能招勇扎营城外，甚好。惟新集之勇，器械不齐，技艺未娴，恐见贼难免奔溃，除先招千名外，后招者似宜精选。璞山虽有忠勇之气，欲驱此数千市人而赴敌，则实为难信。鄙意欲调回邹、陈之勇，与璞山合成一营者，以其略经训练，或不至一哄而散耳。
统计目下要务，约有三端：一日城内坚守；一日城外扎营，通接济之路；一日筹备水攻，无听其船只往来自如。三者苟备，则此贼不能得志。侍所拟之排，现赶造样子，未知果可用否也。
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一日
岳州、湘阴、平江既纷纷请兵，而上游则郴州请兵防广东星子之匪，茶陵请兵防江西安福之匪。目下省城兵力之单薄如此，人心之惊皇如彼，似不得不专卫省城，而他处则一切忍心置之而不问。明知此非正办，然外鉴田镇之覆辙，内顾弁兵之怯弱，不得不为寒乞，规模犹觉稍有把握。此侍所以屡书言岳州宜置之不顾者也。先到荆州，亦贼人恫喝欺人之故智。侍策此贼回窜江西者十之六，窜长沙者十之四，荆州则未必去耳。
妙高峰地势最好，贼若占据，则难于攻逐；我若先占，则联络白沙井、蔡公坟三营为一气，既据峻隘之地，又通接济之路。鄙意欲令王錱、邹寿璋合扎妙高峰、白沙井等处，而附之以新招之湘勇，令城内勇干将弁，如塔协等带勇扎蔡公坟，庶不致于立溃。屡书言及，不知鸿裁以为何如耳。
与吴甄甫制军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
日内缺疏笺敬，因前两函未蒙复示，恐驿递遂有差误。又此间纷传北省于十八日围城，文报不通，已喧传十日矣。顷始闻其谬妄，知贼船停泊汉口、塘角等处，而省会尚未被围。吾师莅任未二日，遽闻田家镇之失。鄂省以全力扼防，彼处精锐之卒，贤干之员，皆萃于兹，一旦失其所恃，吾师又新到。
南省截留五万之饷，未知日内已到否？即到亦不敷一月之用。江廉访不知已抵省否？每念国家大局，师友情谊，良不知所以为计，不知所以置怀也。
南省亦甚惊惶，省城兵勇已足坚守。近又调兵三千，募勇数千，城外扎营，亦未嫌其单薄。惟水路绝无御备，国藩拟在衡制造木排，兼改船只，每船安炮二三位，以防江路。恰好广西解炮二百尊，即在衡截留。但排即造成，亦止可为湘水上下之用，若放入江湖，则排身太小，不能大用。即用小船改造，亦不可为洞庭以下之用。而以长沙之兵勇，度长沙之人心，亦且自治不给，竟不能谋兴鄂省救援之师，遥望师门，但增悚仄。
北省日内景况何似？兵勇共有几千？望饬抄示文报一二。此间传言，顺德、大名失守，山西平阳、泽、潞并皆失陷，不知信否？亦求示知。侧身北望，可胜长叹。
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五日
吴甄甫先生来咨，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汉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脉不贯；北省如此，南省势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当不易之论，想尊处亦必有咨兼有专函矣。侍日夜筹及援鄂一层，一则以饷项无多，一则以水路无备，故屡思与老前辈商而终不敢轻发。然细思武昌苟失，则西制荆襄之命，东固建业之根，长江三千里，遂使此贼封而有之。章奏无由上达，朝命莫能下逮，不数月间，吾辈遽恐隔置化外，岂不痛哉！以是反复筹维，又不得不出于援鄂之策。盖鄂省存，则贼虽分窜来南，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分窜来南，长沙亦无独存之势，特少延数月。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
侍前所谓要务三端者：城内坚守，止须四千人；城外扎营，亦止须四千人，非谓四千遂足鏖战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贼兵合围，则战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万余，以待贼之至也。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如省城外内仅留兵勇八千，则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鸿裁与提军及司道诸公熟商。
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见极是。盖多则难精，即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营及新招之勇，并康、杨已回省之勇，与罗、李、邹将回省之勇，数项湘勇，严汰慎选，只须存四千人，斯为适用。盖信其可用者，惟罗罗山、王璞山、邹岳屏三营，久经训练，确有几分可靠。此外，则新集之卒，殊难深信，求老前辈传罗、王、邹三人到署，相与熟计。或留千余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则面面俱到，尚觉妥叶；若璞山新募至一万，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则无论不尽精锐，口粮亦断不能敷，器械亦断不能齐，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书与璞山，已将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两月后，无饷可发也。愚拙之见，动辄累纸渎陈，惟冀鉴察。
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六日
王璞山自兴宁归来，晤侍于衡，见其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其时渠意欲兴师为湘人报七月之仇，侍亦欲添勇为岷樵助一臂之力，约共招宝勇、湘勇数营来衡训练，并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侍曾有书与阁下道及一二，言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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