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路上行人还不多，我兴致勃勃地往北新桥赶。
我按着我们临行前约好的暗号在门上敲着，可是，里面没有反应。
怎么？刘晓庆没在？难道是昨晚上排戏，到组里去了？
我又敲了几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里面的二道门好像有动静，可是，门还是没有开，我执著地用那个暗号敲着，而且，也听到里面有拖鞋的声音，虽然那声音很细微，但是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我来说，一切已经明明白白了，屋里有人。
我站在那里想了想，也许是老伊在家，刘晓庆觉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开门？
临走时，出于侦察员的职业习惯，或者是出于对“小严”的突然出现的不满，我在门上做了个记号，这样，只要有人从这个房间里出来，我就能够知道。
我转身下了楼，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刘晓庆的摄制组打。可是，西苑饭店的同志告诉我，她并不在。
是不是刘晓庆睡得太死了？
可当时明明有人在里面动啊！
我马上又赶回老伊家门口，这时，我发现刚才做的记号已经没有了。那么，肯定有人在我离开之后从屋里出来了，是谁呢？
我有一种不祥感觉，连忙改变敲门的暗号，连续敲了九下门（本来应该敲六下）。“谁呀？屋里传来刘晓庆瓮声瓮气的声音，接着是那熟悉的脚步声。
一开门，一脸睡意的刘晓庆站在了我的面前，她好像并没有惊讶于我的突然到来，张口就问：“你怎么没用暗号敲门呢？“我用的就是暗号啊！”我尽力遮掩着，“难道我记错了？”
随后，我们走进了屋里。
刘晓庆依然躺回到那张小床上，我走到窗户和小床之间，这样可以一览无遗地看清刘晓庆的表情。我走到她的面前，定定地看着她，她回避着我的目光，掩饰地用手抚弄着衣服。后来，她也定定地看着我，就像在凤城，就像在丹东，就像……
突然，她什么也没说，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刘晓庆紧紧地搂注我：“我好想你……”
一下子，我的怨气全消，我深深地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马上，就像冰见了太阳，一切都融化了。
刘晓庆跟我说：“近来走穴的机会比较多，你也参加吧
“我？”我笑了，“我唱什么？”
“你就唱《二月里来》。
我们真就唱起了《二月里来》，唱《夫妻识字》，唱《兄妹开荒》……本来平时我们就经常喜欢靠在一起唱着那许许多多好听的歌。
虽然我在声乐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唱歌的感觉还是有的。为使她的那本书更好看，把很多我们有约在先不再谈起的事情都说出来了。看来，真是市场经济！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卖了！既然她已经开诚布公了，我再隐瞒下去真是莫名其妙了。
在北京呆了几天，我又不得不赶回长春去，因为我离开了天津电视台的摄制组，撕毁了合同。
刘晓庆站在阳台上，目送着即将远去的我，我在中新社快拐弯的地方回过头来看着她，她则在阳台上看着我招手，就这样，我转身走了。
这是她第一次到阳台上和我挥手告别。
其实，现在看来，她的这种反常举动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或许她良心发现，觉得有对不起我的地方，目送我可以安抚她的矛盾的心情；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她看我是不是真的走了。
我很快地来到车站，排在人群里买票，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买到，只好买了一张站台票，先上车再说。
一上车，我就四处乱窜，希望找到一个面熟的乘务员，好帮我补一张车票。可是不幸的是，我从车头一直走到车尾，也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只好找到车长，再三地恳求：我有急事，要尽快赶回长影厂拍戏，希望能给我补张票，可是，那天的那个女车长不知为什么，一点也不给面子，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气得我，当火车离开车站的时候，被扔在站台上的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她几句。没办法只好明天再走了，我转身又回到了北新桥。
我赶到北新桥的时候已经是五点来钟了，三月份的五点钟，天已经黑了。我看到老伊的房间里透出了灯光。按我们约定的暗号，灯亮着表示屋里有人。是老伊在家？我怕老伊在会不方便，所以只好在楼下等。
既不能离得大近，这样会引起来来往往居民的注意，又不能离得太远，屋里人出来了我都看不见，当时老伊家里，也没有装电话，而且又没有bp机这类东西。
就这样，我一圈一圈地在楼外溜着，屋里的灯光却依旧亮着。
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已经是十点钟了。我可以无所顾忌地站在院子里，因为已经没有过往的行人了，白天里喧嚣的一切这时也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传来一两声喇叭叫。
我坐在楼下一个隂暗的地方，抬头看到老伊屋里的灯光依然是亮的。
老伊今天晚上真能聊，都十点了也不想回去。因为老伊当时在摄制组，他每天晚上都是要回摄制组住的，好在我穿的并不少，也没有感到很寒冷。
突然，灯灭了。
是老伊家的吗？
我从左数到右，从上数到下，确实没错儿，老伊的房间已经灭灯了。
当我算准老伊已经离开以后，就朝那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