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则把那些跟他有联系的人的名字给了我，这些人在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如果我在银行里干得好的话可能会雇佣我。”
当我问他，他在银行里干了多久时，他说他记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又滑了下来，突然间为他感到很伤感。我想当他是个学生时，他的思维是多么敏锐，而我却没有让我的学生准备好去面对毕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倦怠，或是面对住在像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租的房间里所体会到的凄凉。我想到了冲洗他大脑的那些葯。葯片在他的chún边留下了一线白沫，我想知道如果我像比利一样精神崩溃了，我的孩子是否会注意到这些。
他告诉我当银行里的事情变得很刻薄时，他很奇怪。“我刚刚出来，买了这三件衣服。这里，让我拿给你看。”
他进了卧室花了好长时间。我想起小联盟运动场的那个商人，他的衣服不再适合他。当比利回来的时候，他穿着其中一套，拿着另外两套。“我看起来很像回事儿，是吗？”他问，“或者你能分辨出来。”
“分辨什么？”
“你知道，分辨出我是一个骗子。”他笑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看这身衣服。很潇洒，不是吗？穿上这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体面人我都像，我的礼服。当我参加银行俱乐部时，我就穿着它。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围坐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里，给懒惰的人打电话。他们都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早变成了狗屎。我们联上网，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仅仅是为了训斥一下这些人。嘿，黑鬼，你最好在卡迪拉克里弄个好的取暖器，因为那就是你今年过冬的地方！那种勾当，我们都做过。它就好像是一个大型足球赛。每个人都在尽力拿出最好的‘体裁’。甚至银行里的姑娘们也这样做。我辞职了，因为我感到脏，我不断地冲着热水澡，但仍感到不干净。我辞职了。我仅在我父親的朋友行长那里留了个条。
他说他有东西要给我看，随即又消失在卧室中。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几块尺寸适中的石头，至少有棒球那么大。他把它们放在电视机上，排成一行。
“我的武器，”他边笑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打碎窗户。我穿上我的礼服，骑车到了行政人员住的街区，向他们的窗户扔石头。我可能已打碎五十或者六十块了。最近我又想做这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低下头，手按着电视机上那几块石头。他说：“如果我的家人知道了这事，他们一定会惊讶的。”
他坐在地板上，交叉着腿和胳膊，开始从一边向另一边打滚。
“看，”我说，“这像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比利。为什么你不跟我们在缅因住一段时间，直到……你知道，直到——”
他打断了我。“我弄到了这套帕蒂·哈斯特在圣迭戈抢劫一家银行的录像带。我从杂志上订到的。我想象她那样打仗。我开车来到豪华的住宅区，而我认为，那里是一堆垃圾。那些日子我正在上学，做着别人告诉我的事，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的世界吗？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想那些人正在做着类似于我做的那种肮脏事，我给黑人打电话，冲着他们在电话里大叫这种肮脏事。我只想成为像汤姆·乔得那样的人，就足够了。你知道汤姆说什么，‘我不停地跑着，尽我所能超过他们所有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开车送我到火车站。我看错了时间表，所以早到了一个小时。我进了一家小商店，给我们两人买了瓶苹果汁。我想我们可以坐在太阳地里等着火车。
“听着，”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我说，“不会有什么汤姆·乔得。汤姆是斯坦贝克发明的，仅仅如此。”
他笑了。“我的媽媽也是这样说的。她想让我像你们那样不上圈套，但是我知道世上总有不会屈服的英雄。”
我怎么能否定这个呢？我原来就想成为一名英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英雄。我想不起来接下去我说了什么，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不理会了，他说他不得不走了。
“我很伤心，”他说，“但是我不能和你呆在这儿了，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回家了。”
我看着他开车走了。我感觉到他已厌倦了我的陪伴，或者他很失望，发现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把他推回到这个社会的一条路上，而对于这个社会，他却相信他永远是个局外人。我离开那里，害怕比利会发现，我去看他是因为他父親会提供给我什么。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被解雇时，比利是站在队伍里为我抗议管理部门的学生之一。他要求面见校长，或者是开一集会，让校长向上百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被辞退。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校长向群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合理解释，当时比利站起来冲他喊：“这理由还不充分！”
我想大概是第二天比利的父親打电话来谢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我还在想着他会回报我的努力。我努力地压制着一种冲动，去问他是否他可以在他的软件公司给我找个位置。
我想为比利做点什么，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我决定翻一翻书箱，找一些在他是我学生时我布置给他看的书，我会在这些书中找到一些段落送去鼓励他。但是一开始，我却读着在书中每页的空白处所写的注释，那是我为讲课做的笔记。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我从未真正只是为了学习而去读这些书，我总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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