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和我坐在皇家河上的桥头，看着卡斯科口湾上空7月4日的焰火，她告诉我，我应该在孩子们面前说话注意一点儿。我表示了道歉。她说：“因为我注意到你的话变得很不文明了。”
“我说了对不起。”
孩子们躺在我们的臂弯里，他们穿着条形夏日睡衣褲，脸蛋是炙黑色的，他们金黄色的头发由于晚上洗了澡现在还濕着。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弯下身親親杰克的额头。对于孩子，我原先一无所知，直到科伦教我。我正在想那次科伦向我解释爱琳头上软软的地方，那里是正在形成的头骨。
“如果我告诉你国内收入署的事，你会骂我吗？”她问。
我立刻感觉到我们下边的桥开始摇晃。“怎么了？”我问她。
“你没有算对那个税。”
“什么税？”
“你年金中的税钱。国内收入署写的。我不想让你看到那封信。”
“为什么不呢？他们还想要多少？”
“我已经付给他们了。”
“多少？”
“3000美元。”
我的嘴chún压在杰克的头上，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想，那群讨厌的家伙！
科伦说，“我希望我们同样会幸福，不需要任何我们不曾有过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我愁苦地说。
“例如在普林斯顿的一份工作，或任何其它的工作。”
“如果我得不到那份工作，我们还会有什么幸福呢？”
她没有回答。我注视着她，她把孩子拉近了一些。
七月份的第一周，邮筒里仅有一封从另外一所大学送来的一封公文信，告诉我他们读完我的申请材料是多么荣幸，但他们已经选择了另一位候选人。这份拒绝信不同于其它拒绝信的地方是这个学校位于北密执安远郊，那个地方，有人猜测，冬天的主要运动是钓鱼。我原以为我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份工作，而且脑子里依然记着这件事。我把它作为一处得到工作的地方，如果为了一份比它好得多的工作，我会轻易地拒绝它。
一天早晨我决定打个电话，问问为什么我没有被批准面试。我听到的仅是电话录音，让我上午8点以后再打。我又打了一次，结果同前。“现在是9点30分了，你们这些蠢物！”我冲着电话录音喊。
“什么？”爱琳从我身边路过，问我。
我原来忘了那天是星期日。
第二天，当我终于打通了电话时，呼吸一下变得急促起来。我的电话被接到了英语系主任那里。他找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详细地介绍了我曾经在这个国家两所最好的私立学校里教过7年书，并且我还出版过三本书，获得了有名气的基金补助。我希望他说：你太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了，甚至绰绰有余。然而他说：“当我们在报纸、杂志上登广告时，从没想象过会吸引到一位有您这样水平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们收到了三百多封申请信，有9个候选人的资历超过了你。有一个人曾被提名为普利策奖。有3个人原先是系里的主任。这太难以让人选择了，我对你感到十分抱歉和遗憾。”
我正坐着，凝视着自己的空间，电话机还在我膝盖上，这时爱琳走进屋来。
“爸爸，我能问你一件事情吗？”她说。
“问吧。”我说。
“为什么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我被解雇了？天啊！”我说道，此时我还没有静下心来。我看着我7岁的女儿，在那些零散的时间里，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而这次，我看到她由于她父親的失败和无能而受到了伤害。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像她祖母的眼睛一样，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绿色。我看着她和一只小猫睡在一起，有时她会坐在窗户旁边，在一个雨天看着窗外，注视着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人群。他们在笑着，这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高兴。在她记忆深处，她想起她上学的第一年终，那时她从她的小学校转到了长期的倦怠、永远不能完全赶走的倦怠之中。她还是个小孩，手还是幼儿时那样，胖胖的以致于五个手指头伸展开时就像个海星。
“嗯，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小家伙。”我告诉她。她正在埋头把一根毛线捆在手上，然后再解开。我想有了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容易。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六年半的时间里，毫不费力气。他们每一个在产房里就非常漂亮。粉色的皮肤，明亮的蓝色或绿色的眼睛，一听到科伦的声音它们就睁得大大的。他们中的每一个就这样出现在这个世上，仿佛受到了召唤一样。所有这些孩子直到出生的时候才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而在产房里科伦甜蜜地，受着痛苦，我就像是一个陌生的人站在那里，我刚才还在街上游蕩现在却来到一位冷静、自信的年青女人床边。
“你知道，我对爱琳说，我们应该拿上你的一本书，躺在树下读完它，读一天，你说怎么样？”
她有其它的想法。我承认我被解脱了。我永远也当不了一个坐在孩子身边的父親。从那天我们第一次带他们回家起，我就把他们包裹起来，进行徒步旅行、骑自行车、越野赛跑、滑雪、滑冰。我总是让他们忙起来，因为一闲下来想到我一整天只是和孩子们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就像科伦七年来一直和孩子那样，我就感到不自在，不知道为什么。当爱琳首先出生的时候，我就匆匆做了一个悬带，这样我可以打网球或是软式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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