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把这个作为藉口，但是我认为整个夏天我到处奔跑，仿佛在追赶被大风吹飞的帽子一样，其原因是因为我仍旧受着我这代错误观念的影响：生活更多的是命运而不是适应。
我想我会在床上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匆匆写完那篇文章，以给我们挣得一辆福特货车，但是申请表上所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将来的问题，在我看来都很凄凉。我不停地写完一个严肃的段落，又一个段落，而这些文字都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忧伤的论调。我不能动摇这种思想：将来，不仅美国的商业，全社会的商业未来都将在贫穷、羞辱以及内部城市的愤怒中书写，而我们盲目地在舒适的生活中进行活动，晚上上好门闩，用租来的电影来麻痹自己。四天之后，我睡眼惺松地从隔离状态中出来，我放弃了，把申请表寄回了俄亥俄州。然后我给那个机械师戴伍打了电话，告诉他来修理我的货车。我对他说：“我知道它或许不值得修理。”
“嘿，”他回答，“这是唯一你能得到的车，唯一你能支付的车，对吗？那它就值得。”
然后我尽力帮科伦干点儿园子里的活儿。当我让她看我为了种大豆修剪好的木竿时，她说：“太晚了。”
“但是你要我做的？”
“那是一个月以前。”
我站在她一人搭好的篱笆外面，举起一小袋子大豆，那是我从商储店买来的。
“我已经种上大豆了，”她说。
“嗯，我们可以多种些，不是吗？”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回到家人那里。我躺在草地上，一会儿杰克和内尔各自找到一根棍子玩假扮戏水的游戏，他们坐在我身上，把我当成他们的木船，这时我看到科伦在园子里干活。她赤着脚站在泥土中。她的工作褲卷到小腿肚。我正在想她看起来多么强壮，这时她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站着，靠在铁锹把上，低着头。这让我吃惊。我注视着她，她靠在铁锹上轻轻摆动，好像她在用它跳一支舞。孩子们还在继续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否则那也会令他们吃惊。他们的母親在一天当中休息呢。她们的母親被邻里们深深地记着，在那里她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女人。一天结束后，她经常会去洗个澡，我听见她幸福地说，“除了午饭前不得不上趟厕所之外，这是我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她像她的母親，她母親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时，就创下了一个记录，在普莱斯克爱尔一天挑的土豆桶数是最多的。
她累了，我对自己说。她累了，因为我使她筋疲力竭了。我娶了一个女孩，有惊人的能量、希望和乐观精神，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有着一颗美丽朴实的心灵，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每个遇到过她的人都会注意到她并会记住她。当我看见她在园子里，我承认所有这些都在耗竭，当她发现或许她嫁给了一个不能依靠的男人，当生活变得更艰难时，一种隂影便开始爬上了她的心头。她从没埋怨过这个，埋怨不是她的性格。她有如此多的能量，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她从不在她毫无作为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候：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注视着她又陷入了另一个进行自我分析的可怜的旅途中。我向下看了看，看见我开始用手指敲打大腿。正是右手，就像我祖父那样，当时他刚40岁出头，染上了圣维特斯舞蹈病，在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我清楚地记着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是个小孩，只有4岁，刚刚长高到我的眼睛与他敲打的手指相平的高度。我从前从未算过二加二，但是这种运算现在对我一目了然；我母親生下我和同胞哥哥十天后就去世了，我的父親搬回了老家，这样我的祖父可以照顾我们。突然间我的祖父，一个几乎养不起他自己四个孩子的、十分不爱说话的人，在经济萧条时期靠卖苹果维持生活，现在又面对着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境况。当我父親抱着我们回到他父親家里的时候，很快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个印刷商，他把整行铸排打印机移到小房子后面的房间里，在那里住下来，那是一个笨重巨大的机器，它工作起来，屋子都摇晃着，并且声音大得足以淹没所有孩子的吵闹声。
我现在大概是他当时的年龄。当我看到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又看到我的手，我确定她又怀孕了。噢，上帝，我想还有什么比要有第五个孩子更糟糕的事情呢？正如那个小联盟运动场的商人说的：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一刻也不能够放松；一个不能放松的父親把每一次焦虑的震颤、每一次紧张的刺痛都传递给了他新出生的婴儿。
我看着园子里的科伦，不知道有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问她，她想要多少孩子时，她只说：“很多。”她知道，作为一位母親，抚养和教育她的孩子是她生命的呼唤，而且也总是这么容易、这么毫不费力气地怀孕并且把每一个婴儿养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还有如此大的困难才能怀孕呢。我不懂她们的挫折和疼痛。在过去三年里除了天主教书中教的老办法外，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一种节育，但是科伦的内部系统和生物钟是如此有规律，你都可以用它来打赌。我们结婚时她就决定好了每一个孩子应该什么时候被怀上。她决定之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怀孕后三到四个月。我直到34岁时才遇到她，我想我已经不能有孩子了。我们在英国私奔后两天，我们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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