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太祖宋文帝刘义隆幼年宽仁，继位后于元嘉七年，宋军攻占虎牢、洛阳等地，大军出征，军费出自国库，并不征用民众服役，亦不加重人民负担，因此国内安宁。执政30年来，每年只征收正额赋役，而无额外需索。人民安于自己的工作，守宰六年更换一次。虽然做到家给人足非易事，但亦无人死于饥寒。城乡歌谣舞蹈，到处成群，确是宋世之盛世。
另一篇史评记载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县庆等的传后评语，大意如下：史臣道，自从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逃后秦，刘裕平江陵并取得东晋政权后，一直至元嘉末年，共39载，不用兵车，民不外劳，役宽而政务清简，人民繁息，余粮满仓，夜不闭户，可谓南北朝之极盛之期。此时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丰收，使数郡忘饥。会信郡带海傍湖，良田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斤黄金，即使长安一带亦不能比。荆州拥有南楚地区之富，扬州有全吴之沃及鱼盐祀梓之利，丝绵布帛足供全国衣着所需。
元嘉中期，水灾为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赈之，因此能安然度过。宋孝武帝刘骏末年，积旱成灾，虽弊同往困，但救济工作不及元嘉时期，故灾情虽未及元嘉之半，但死亡者却加倍。
以上两则史评均称道了刘裕、义隆父子两朝的德政，使政经情况趋于安定繁荣。惜文帝为太子刘邵所杀，孝武帝刘骏继位，以后继位者，更一代不如一代。
东晋以后之户调是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但刘骏竞加至"民户岁输布四匹"。将户调增至四倍，安得不民穷财尽。
3. 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
萧道成篡宋而成立南齐王朝，史称齐高帝，时为公元479年。高帝躬自俭朴，将宫廷器物的铜饰改为铁制。但在位四年中，值得称道的，仅为"检籍”138一事而已。由于当时的户口非常混乱。有的在户籍注明有爵位，以图免役；有的窜改年岁；有的有户存而不见有册籍；有的在册籍上注死亡而实在未死者；有人在家而册籍上注明从役者；有的册籍上注明称残废而实乃健康者，目的为了逃避赋役，各县长官因受贿而不核实，亦不更正。
由于户籍不实，使少数百姓的赋役加重，地方官吏因收受贿赂而任刁民窜改户籍。高帝下令“检籍”是为了“均役”。因此责成各县令（长）亲自审查，改正后报送到州。但由于吏治腐败，亦然“货贿潜通”，自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后废帝元征四年，历时11年中，更正到户籍不足四万，工作迟缓， 效果并不理想。
至武帝萧＊永明八年，处罚不诚实巧户戍守边境（淮水沿岸）十年，但因刑罚过重而怨声载道，武帝不得已撤回原议，准许＊役边境者回归本土。
武帝在位11年，可说做了一些整饬吏治的事，废除了多项杂税，如即位后即免除“修城钱”。
永明六年，免除了向州、郡、县官“送故钱”的陋习。
永明十一年废除“三调”中的“杂调”。据胡三省解释：三调指“调租”（即田租）、“调布”（即户调），以上为正项赋税；另一项为“杂调”。
所谓“杂调”，即包括上述提及的“修城钱"和"送故钱"此外又有"塘役钱”、”丁税一千”及”滂役"等。
南齐以后诸帝，乏善足陈，到了末年，君主荒淫，赋役无度，已无善政可言。
4. 梁武帝废杂调谬赋
萧衍未建梁朝时，已是方镇之统领，颇知民间疾苦，及登位为梁武帝，减省赋役，使民得以休养生息。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废除齐末杂调谬赋，淫刑滥役。如＊布、口钱、宿债等项，一概豁免，给＊寡孤独不能存活者每人爷五斛。
天监初年，米价波动甚剧，由元年（公元502年）大旱斗米5000至四年丰收斛米30。此时期梁武帝对赋役处理的要项如下：大致来说，西晋的租调按资产定户等定税额。东晋的田租，起初是按亩征收，后改为按丁征收；户调则仍按户等征收。本来此法较为公平，但征收官吏计算资产时过于苛严，如尺高桑树，使计算税款，屋未建成，使得照新屋房产呈报，因此弄得人民不敢建屋植树。且地方官吏作弊，富者行贿得益，穷者受害益深，武帝遂改"去人货，计丁征布”，以解民闲。时为天监元年。
天监十六年，免贫户一年之”三调"（包括田租、户调及杂调）；无田者给予田地；产子之家可免役；平冤狱；赈济孤老＊寡。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收复若干地区，北魏荆州及徐州刺史率部归，诏令新附民众可永远免役。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鼓励流亡者复业，并可免役五年，家贫者并免收一年之”三调”。孝弟力田者赐爵一级’”。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对全国部分地区赦免宿债及一年之”三调"。
大同七年停止各郡县役使女丁139。
综上所述，梁武帝废除了繁重的杂调，足见体恤民网：即使天监四年大举北伐，王公以下均得缴纳租谷，以助军资，但并不增加平民的租调，十分难得。故梁武帝时代较诸宋、齐两代的赋役、已轻省得多了。但武帝晚年因年届古稀，处事已甚糊涂，因此为侯景所害，诚可叹息。
5. 五胡十六国赋役概况
五胡十六国时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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