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甲士50万北巡榆林，筑长城。
四年，又筑长城；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共征用了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人。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800里，阔十丈余。
八年，亲率逾百万兵征高丽。渡辽河的30万人还者不足十分之一。九年、十年再伐高丽。
炀帝恃富饶，而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三、隋代土地分配及赋徭概况
隋文帝开皇九年，全国有人口890万7536户，全国所垦田地计共1940万4267顷，平均每户垦田二顷余。但实际分田方法按官民等级有所不同，且亦有君王特赐功臣者。
自诸王以下至都督按等级不同，最多可分给100顷永业田，最少为40亩。
至于分配给丁男、中男之永业田与露田3皆与后齐之制相同，即一夫授露田80亩，一妇40亩，并每丁授永业田20亩。
园宅方面，统是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受地者须课以绢纯及麻。未受地者，皆不必课。
凡有品爵，或是孝子、义夫、节妇者，均可免除课役。
京官又可分得"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各递减50亩，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有。另并给"公脚田"，以该田所收之租作办公经费之用。
隋帝亦有将土地特别赐给功臣者。如开皇年间，隋文帝赐平陈有功之杨玄奖（杨素之子）以官职及黄金40斤，并装满金钱之银瓶，缣3000段，马200匹，羊2000口，公田100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又赐杨素田30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装以金；银钵一，装以珠，并绞绢500段。时杨素贵宠日隆，家憧数千人，后庭妓妾穿绸着绮罗者以千数。
大业三年，炀帝赐张衡宅旁田30顷，良马一匹，金带，缣彩600段。
隋文帝初期，太常卿苏威曾建议，以"户口滋多"，田地不足分配给人民，欲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但大司徒王谊以为"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士，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因此，苏威之建议遂告搁置，带有封建时代土地分封意味的措施遂无法根除。
讲到隋代的赋税，可分租调、徭役和杂税三部分。
首先是租调方面。文帝开皇二年，颁布均田法与租调法，首为分配土地。丁男（18-59岁）与中男（10-17岁）都可分配到永业田和露田。每一丁男授露田80亩，丁女40亩。永业田栽种桑、枣及榆树。至于园宅田每三口分给一亩，奴婢每五口分一亩。京官外官亦按等级分田，又有公廊田供公家开支，这些以上已有说明。
隋初以18-59岁的男女劳动者为课征对象。开皇三年提高至21岁为丁。炀帝即位后，因户增而国富，又改男子22岁为丁，并免除妇女、奴婢、部曲之课。
关于赋役负担，租的方面，以一床（成丁之夫妇）计，须出粟三石；单丁及仆隶依丁男所课之额减半；未授地者，不征租调；有品爵者，免征。至于调的方面，凡在蚕桑地区一床出丝或绢一匹，绵三两。产桑地区则出布一端，麻三斤。开皇三年气月时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户口增长后，以土地有限，遂于开皇十三年遣使到各地，将一部分已分之田地收回，重新分配给新的适龄人士。
其次是徭役方面。隋初时，每男丁每年服役30天，工匠60天。开皇三年，一般劳役减为20天。至于服役年龄，初为18-60岁，开皇三年改为2160岁。隋文帝时徭役尚轻，至炀帝，大兴土木，连年征伐，于是加重劳役，男丁不足，又征用妇女造成民怨沸腾种下灭亡祸根。
杂税方面，隋无食盐税；开皇三年亦免酒税。但人民对王室须贡纳，至炀帝时，此种贡纳极重。史载，炀帝巡游扬州时，所到之处，500里范围内之人民均要献食，以各地水陆奇珍为主；炀帝到扬州，又命江淮郡官送礼，送礼丰厚者超迁丞守，菲薄者则停职处分，使官民受害深重。炀帝用钱无度，后来竟有预先收取未来若干年之租者，诚可浩叹。
四、开运河建义仓两德政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功不可没。
隋文帝开皇三年时（时陈朝未灭），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运到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西安）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天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天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
隋代尚有一良好之制度，为后世所称道者，厥为义仓与社仓之建立。开皇三年时，度支尚书长孙平有感于天下州县多患水旱，百姓闲乏，及奏令民间每秋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数量多寡依贫富划分差等，储存于民间里巷，以备凶年之需，名曰义仓。他上书隋文帝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隆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勃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
隋文帝深为嘉纳，据开皇十六年所载，社仓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于是州里丰饶，人民有所依赖。于是天下原有各仓，如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此本为极善制度，后世有效法。惜文帝于荒年时，民多饥乏，竟不许赈给，诚可叹息。
五、隋代基建及重工业规模浩大
隋代各项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尤其在建筑及交通运输方面之工业甚为进步。如隋初所建之洛阳乾元殿，用大木所制栋梁宏壮，非当地所产，乃向江西南昌运来，由2000人拖一柱，地下铺以生铁所制滚柱，以便滑行巨木。隋炀帝时，工部尚书字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军队不能渡过，旦右屯卫大将军麦铁仗因而遇害，帝遂差遣何稠造桥，二口而成。史书虽无记述用何方法，但已从中窥知何稠是位出色的建筑工程师。
又如赵县洨河石桥，又名赵州安济桥，为巾国最古之石拱桥，隋代工匠李春所建。此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如何能造成，乃用许多整齐平均之石块，紧合拼凑如一，桥拱高耸，奇怪的并无一条支柱，用石叉插勾连，排比砌合，各石间的裂缝用灰黏合填实，桥身各洞之间用腰铁相连，两涯镶嵌四个小拱，不怕汹涌的急流冲击。如果没有深智远虑的巨匠，怎能有如此神乎其技的手艺？
又如造船工业，炀帝在大业元年，先乘他舟从洛水入黄河之口，再乘龙舟。此舟高45尺，长20丈，共有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间房皆用金玉装饰；下层内侍所用。皇后所乘之翔螭舟，规模略小，而装饰则相同。帝出游时，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随行之船数千艘，并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又有战艇数千艘，由军士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由兵士自己拖引，不给船夫。帝王巡游威仪天下，一面知炀帝奢华康费，滥用民力；但另一方面可知如此庞大之船队巨舸，必须有先进之造船工业加以配合。
又如隋时有浙江贼帅高智慧，自称扬州刺史，拥有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力甚劲。杨素率大军出击，自早晨苦战至下午四五时，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智慧驱赶入海，再向余姚追到温州，始将贼击破。可知当时海上交通已盛。
炀帝又辟驰道多起，其一是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将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的太行山凿通，有驰道以通太原，其工程之浩大可见。
六、隋朝的金融概况
1. 隋代货币制度晚期不稳
隋文帝因周氏平齐之后"府库充实，庶事节俭，未尝虚费。开皇之初，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
文帝因节省开支，稳定币值，奠立了安定富庶的立国基础。宋代学者苏轼亦称道说：“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文献通考》亦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文帝开皇初年，使用五铢钱，1000枚共重囚斤二两。但此时民间有私铸者，质量多不合标准，因此政府严查关外之杂钱带进市场。不数年后，除了隋五铢钱外，前朝杂钱一律禁用。当时用锡镴铸钱，造成盗铸者更众。
开皇十年后，官府铸钱亦增加，除扬州外，又在鄂州设炉铸钱。文帝又准许杨谅在并州、杨秀在益州铸钱，其他私铸亦盛，遂造成劣币充斥市面。但由于政府经常派员查核各地钱币，非官钱或政府准铸者一概没收，故币值尚算稳定。
文帝处理货币，可谓采取紧缩政策。至隋炀帝的十二年中，国同库积资雄厚，遂大兴土木，广开河渠，并三征高丽。其雄才大略，虽不及秦始皇，但论其所具贵族气质，及不能体恤民困，则态度完全相同。由于军事上、建设上以及个人享受上之开支浩大，乃造成槛发货币、通货膨胀之现象。
炀帝又奖励对外通商，"所经州郡，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与西域胡人的通商虽然发展可观但钱货使用过巨，公私发行量大增，遂引起货币贬值乏。
由于大量私铸钱币，币值急剧下跌。《北史·隋本纪》载，炀帝时"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不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
由于炀帝挥霍无度，人民负担极重，只得滥铸坏钱，重量日轻，起初千钱重两斤，比政府法定减重五成余，后又减至千钱重一斤。最后竟有翦铁鍱裁皮糊纸以当钱用。唐李渊攻进长安时，民间用线环钱，质量更差，八九万钱只有半斛而已。大业末年，斛米万钱，经济安得不崩溃。
2. 典当及官私贷款
隋代统一之初，国家安宁，商业趋于发达，各种信用业务亦见兴盛。南北朝时，寺院拥有庄园田地，资产富有，常有经营放债及实物高利贷者。南朝梁代时，有人曾以一束苎向长沙寺库质钱，赎当时，于取回之主中夹杂有五两重黄金，用手巾包裹着。该黄金亦是来典当者之物，得金者诚实送还寺方，寺方酬以一半黄金，而该人坚不肯受飞可见当时典当之物，上至贵重之金，下至贱价之芒，均可质钱。当时有以慈善为名而用实物放款或货币放款者。
隋代亦有私人放款以获取利息者，如隋文帝之后，"孝王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才之息，民吏苦之”。
亦有政府机构以"公廨钱”作营运，以赚取利息。于是“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廊廨钱，收息取给。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上并嘉纳焉”。上述用公廊钱收息，志在营利，以息钱维持百察供费。开皇十四年，此法曾一度禁止，至十七年复准以公赔钱营利，以补助政府开支之不足，但不准出举收利而已。
《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八年时，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廊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府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云。
以上私人或官府放款,供民间借贷者，称为"出责"或"举贷”，名为济民困急，实乃刮削穷苦民众，常为世人所诟骂。
七、 隋代财政支出大损民生
隋代的财政开支可分王室与政府两大部门。关于王室的支出，隋文帝时尚称节俭。至炀帝时，王室主要开支有两项。
第一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文帝虽节俭，但开皇十三年兴建仁寿宫时，服劳役的人民死逾万人。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洛阳，历时一年完成，每月征用民夫200万，死者近半。
第二项巨大的支出，便是炀帝掌政时期，绝大部分是外出巡游，如大业元年游幸扬州，场面壮阔。单单置办王室巡游之用品便是“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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