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汉代之租。
每丁每岁输绫、绢、絁各二丈，如用布代替，则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兼麻三斤、谓之调。此即古代布用之征。调有"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代之赋。汉代之口赋相当于唐代之户调。
同时并规定每丁一岁做工35天可免调；如做工50天，则可免租和调。
至于正式之庸，则为每丁每岁用人力20天闰加五日。不役者每日以绢三尺代替。此即古代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代之役。
以上即为唐代租庸调制，为后世称道不已。唐代土地有240余万大亩，如每亩出粟一石计，20亩永业田不计，每丁80亩口分田出粟80石，则每丁二石粟，其租只是四十税一，可说极轻。孟子在战国时，以为十分之一之租税为王者之政；汉制则十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地宽大了。而唐代之租80石中收二石，只是四十而税一较汉制更轻更宽。如以西晋100亩课田60亩相比，则只及二十几分之一。
以庸而言，汉制每丁每岁更役30天。唐则只20天，汉之三分之二而己。且汉代每丁尚须担任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二天。唐代因实行府兵制，农民不需卫戍，故比汉代负担更转。
调输布帛，与汉代口赋不易比较。但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代多了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亦比唐多一倍。唐虽兼以绫、絁为调，上比稍有出入，但唐之调法轻于魏晋则是事实。
2. 为民制产之德政
唐代大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有一项，要一项。有因有身有家，便有租庸调。此即为民制产，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之政策上，向可使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
近人有轻视唐代之租庸调制者，讥为杂拼的租税。其实却巧拼成孟子所谓粟米之征、布取之征和力役之征，并非胡乱拼凑。
至于此租庸调制是否唐代实际推行？每丁均有给田100亩？其推行情况如何？有两点推想：
第一点：想象中每人有田超出100亩的很多，但可能此制度元法普遍推行于全中国。
第二点：此制度不以田为主，而是以丁为主。此乃"认人不认田"，可算是自由经济。
正如孟子所说井田制度是为民制产。唐代的均田制，以丁为主，亦是为民制产。
由于是重丁，因此特重村坊制度，使户口册上之户籍清楚准确。北魏以来针对荫户私户而发的户口政策，亦是为清查人丁而发。
当时100户（家）曰里，5里曰乡。城市曰里，郊外曰村。各设里正、村正。4家曰邻，20家曰保，100户曰里，里有5保。乡要做"乡账“，包括报户口及主地面积与人口比例是宽乡抑狭乡（人口少叫宽乡，人口多则为狭乡）。固然有部分地区并未实行，但仍得承认有此制度。因为要呈报是否宽乡或狭乡，可见此制度有为民制产之精神。
"乡账"由乡而报县，由县而报州，由州而报户部。规定每岁一造账（人丁册），三岁一造籍（户口册）。人口调查，毫不马虎。
租庸调制可谓中间历史上赋税制度之中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
租庸调制之第二优点哼厥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此点惟有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比拟。因此使当政者不能亦不必横征暴敛，无法随时增税。
租庸调制之第三优点，亦为最重要者，乃此制度含有为民制产之精神。农民到18岁则由政府授田，到60岁则将田归还政府，同时实行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实为汉代制度所不及。汉租虽轻，但有无田地者亦须缴交口赋及服更役，不得已则出卖为奴，或亡命为盗。唐代则没有无田之丁户，人人缴得起庸调。
在租庸调制度下之农民生活，可以想象是较为宽舒安恬。农民生活之宽舒安适，促成了整个社会之安定繁荣。故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决非偶然。杜甫有诗曰：
忆苦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此诗写的就是盛唐社会的写照。安史之乱时，江、淮、河南钱帛聚存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计有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绢，粮30余万斛。许远守瞧阳时，积粮6万石，张巡因之得以固守一相当时期以屏障江淮地区。乌承德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3000匹，兵5万人。当时之地方州郡已是如此富实。此后虽衰落，但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是远非后世所及。
宪宗时，韩宏在泞为宣武节度使，献马3000匹、绢5000匹，杂缯万匹，金银器1000件。而汴之库廐尚有钱100余万缮，绢100余万匹，马7000匹，粮300万斛。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1.5万匹。藩镇财力殷盛，正好证明了唐代积富于民之厚，使诸藩镇得以扞御外寇久存。正如顾亭林在《日知录》所说："唐代驿舍，有沼、有鱼、有舟、有池、有林、有竹。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即监狱）。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3. 制度没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唐代极为重视报乡账，此为实行租庸调制首要条件。即人每岁丁册，三岁报户口册。今年与去年所造之账要作比较，叫做"比"。规定州、县要保留五本比较账，即今年之账之前，尚要保留以前之四。户部则保留三本。
各县之户口册约数千户，全国各县户口册经整理装订后要送到长安。册载男女年岁，甚至疾病或健康，均得详细注明。丁口呈报严格，不仅有"账籍"，还得有"团貌"，即户口册巾均须注明五宫、身材及面貌等。一经写定，不得更改相貌。临时要对相，谓之"貌定"。集合在一起，称为"团貌”。《水浒传》中就有提及。
唐代编查户口籍极为详细严谨，使政府按户口册籍分给田地时，不易冒领、重领或错领。
历来有很多论史之书，皆谓唐之租庸调制，”以丁为主，从丁不从田"。此说并不尽然。
租庸调制既为一优良之制度，何以会遭受没落以致无法顺利推行？
首先，此制度以丁口为单位，丁口及龄时得由政府分配田亩，丁口得凭账籍、团貌等簿册查核无误后才由政府授田。如户口不清时，此制度便无法推行。制度行之相当年代后，户口调查便生问题分田亦随之而有闲难。
同时，当时除百姓分田外，贵族和官员尚有分配大量田地的权利，并有豪强兼并的现象。如《旧唐书·元载传》云："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此处说明元载拥有带着肥美田地的别墅，疆界连接凡数十所。
又有唐相同韦公商，善治产业，他在湖北江陵拥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稻谷堆积如一座小山。当时有人向唐宣宗报告说："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宣皇戏称韦宙为"足谷翁”。
唐代着名诗人司空用曾任户部、兵部侍郎，天佑末，移居中条山王宫谷，有良田数卡顷。唐代农民因可售卖田地，遂使豪强更易兼并土地。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维持日难，至肃宗时，送始创两税制。
四、唐代土地多为富豪强占
唐代除每丁分给田地100亩外，尚有给回皇族及政府行员者，从100顷至5顷不等。此外尚有夭子赐田给臣民的特例。如大名鼎鼎位居在相的牛僧孺，为隋代仆射牛奇章之后代，曾蒙天子赐旧数顷，晚年依以为生。又如许孟容京兆、家有天子所赐书3000卷，城内有山数顷，果树数百株，当亦为天子所赐。
亦有豪强霸占农民土地在、如上文所述及的兀载，城南有膏腴别墅，毗连接达数十所。但史籍载明乃”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所得。又如径州有大将焦令谌、凭借权势强占农家田地数十顷。然后交给农民耕种，言明收割时须分得五成。
适该年大早，颗粒无收，农民求告焦令谌减免。焦谓只知收谷，不理是否旱灾，督责更急。农民不能压租，且将饥死，遂求告泾州营田官殷秀实太尉。太尉下了温和的判断状词，婉转劝解焦某。焦某知某农民控告他，遂大怒道："我焦某难道惧怕殷某不成？谁敢批评我？“并将该农民代表用大杖击毙。
亦有农民逃亡，其遗下山地被非法贼卖者，亦行佛教寺院侵占百姓田地者。《唐大诏令集》载：”诸州百姓，多有逃亡。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
唐代宗喜祭祀，受大臣王缙与元载谈福业报应之影响，宫巾遂设内道场祀佛，逢夷狄入寇，必使僧众诵护国仁主经以祈梯消除灾殃。寇退，帝即任意赐与。
胡僧有官至卿监封国公者，势倾公王，赖宠凌夺。凡长安地区上田美产，多归寺僧。
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废佛法，毁天下寺4600座，僧尼26万5000人复籍为民，没收田数千万顷。将其中腴田售出得款送户部，将中、下级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每人十亩。
上述各种情况，遂使大量田地集中在达官豪强手上，已失当初平均田地之原意。
唐时，政府亦有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农民售地者。周代之井田制是授田，农民不得售地，因田地非佃农所私有。唐代有口分田，人老还给政府，但其中20亩永业田成为农民私产，名义上是政府给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政府为体恤民隐，订制条例，凡农民有闲难时可将此永业田自由买卖，凡符合下列两种情况之一者即可。
一为农民欲搬徙原居地时可售卖。此可说是当政者一种仁至义尽的制度。也不必如西方人民般动辄以革命手段向政府争取民主等权益。
另一种情况是家人中有死亡，贫元以葬时。安葬为一种特别开支，农民在自愿生活清苦情况下亦准许卖永业田。但政府不再给田。
至于口分田，照例不可卖。但在下列条件下亦准许卖出。
一是照《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农户向狭乡徙宽乡时，即当时政府奖励农民从地狭人众的狭乡迁往地广人稀的宽乡，政府通融农民售地作搬家费用。但搬迁至宽乡后，政府不再分给田地。此由于当时狭乡的农民分得田地较少，如太宗在贞观十八年亲巡陕西临潼县，问知当地村乡每丁仅授田30亩，雍川地区，农户分得的田更少，遂下诏免赋役，并鼓励农民迁往宽乡。
第二种情况可准许出售口分田者，凡农民欲设置家宅或用水力磨米之碾硙或作营利用之邸店（即栈房）。
但如非上述理由而出售口分田时，则照《唐律》之疏所说明：凡售卖口分田一亩，须受肉体刑罚，责打10笞；卖20亩，打200 笞。打后田还卖者，钱由政府充公，买者一无所得。《唐律》疏中亦有说明，应该卖的，即合法售出的口分田则不必按此法规受罚。
唐代大官买田建庄园是常有之事。再加上人民不得已而卖田，包括穷困、迁徙或家人死亡等。
但可能亦有强迫卖田等情况，如富豪田庄邻近周围之农户土地，富户出高价强迫收购，农民因贪小利甚至怕受欺斥而被迫卖出，只是史籍没有记载而已。
五、官员职分田、公廨田及公王钱
除口分田及永业田外，唐代尚有两种田：一种是职分田，另一种是公廨田。
职分田是当作百官的俸禄。唐高祖武德年间，百官不发俸禄，只给职分田。但职分田在唐代时废时置，如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下令"依旧给京官职田”。可知开元十八年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不给职分田的。但一般来说，是给的时间多，不给的时间少。此职分田是交由农户耕种而政府收取地租。租额是每亩最多六斗，如果此制能切实执行，则租不算重。
至于公廨田，"公廨"即衙门之意。公廨田亦即所谓"公田"，即政府的办公费用靠公廨田的田租收入来维持。各级地方政府所得公廨，田各有等差。
《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公廨田，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二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官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下牧、司竹监飞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冶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
由此可知各级地方政府连镇及冶炼钢铁、管理粮仓的机构都分给公廨田。不过多少不同而已。
据杜佑《通典》记载："大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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