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了便宜。陆贽又说："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岛各依旧额征税。军兴已久，事例不常，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存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既成新规，须惩积弊。化之所在，足使无偏；减重分轻，是将均济。而乃急于聚敛，惧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旧额为准。旧重之处，流亡益多；旧轩之乡，归附益众。有流亡，则已重者摊征转重；有归附，则已轻者散出转轻。高下相倾。势何能止。”
政府急于征收，仍依旧额为准，只注意税收总额，而不思公平分配，实乃此制之缺失。
2. 两税制加剧贫富悬殊
当时人批评两税制之征税是以资产作标准，但如欲正确计算资产，实大不易。古代每亩地收若干税有规定，且全国一律。但现在两税法是一年的收税总额作为两税之定额，要依照大历十四年所收之数为标准。故陆贽说："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他批评政府并不体恤民间困苦，把平时征收的税如"急备"、"供车"、"折估”、”宣索"及"进奉"等各种摊派，全部加入两税法巾，一并征取。
更有甚者，两税制度随地区而摊派，造成田多大家少派、田少大家要多派之现象。如遇荒年，田租加重，农民无法负担而逃亡，人减少了，租税再加重。故清代之赋税制度最不合理，亦因为清制乃跟随唐代之两税法演变而来。
清代时，江苏省一府所出回租抵得上一个省。如江苏省常州府之赋税较一省为大，其原因就是"随地摊派”。此即由两税制而来，故两税制实际上并非"量出为入"。所谓"定额以收"，乃是非法之权令，将无名之暴赋均加入田地之赋税内，一切租庸调各税均加入田租内。如田被大水冲坏，人逃走他乡，但田租反而加重。农民逃聚之地区因人口增多，而摊派反而减少，故人人乐于逃亡他处。
租庸调制是税目分明，两税法则并归一项台前者授田征租之制，后者却是仅征租而不授田。故两税制已完全丧失为民制产之精神，造成社会上贫富更为悬殊，土地兼并益发猖狂。当时有钱富家拼命买田，其情形一如汉代。正如陆费所说，两税造成"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容足之居"。使贫农只好"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当时"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比官税重20倍。即使中等之田，也比官税重十倍。按当时之私租额已比租庸调旧制增加到20倍，即两税制之官税亦已比租庸调制增高了，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然起了急剧之变化。而其中贫富之极端悬殊，富人之兼并土地实由两税制鼓励所致。
3. 利商不利农之法
两税制时，包含主户客户，前者是原住民土着，后者属外地流移寄居之谓。在当地有居民户籍册者使得纳税。
当时之客户依主户为生，受主户之役使与约束。但客户亦有禀性狠悖者，或做些小买卖；或学些杂务；或本为无妻之户，而诱人妻女逃；或丁口繁多，衣食有余，有能力买气五亩田宅，自立门户，而脱离主户而去。可见此时之客户亦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可能转变其身份为主户，甚至成为豪民者也有。
至北宋时，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客户是在经济上有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朝所谓部由户者不同。故庸、宋时期之客户并非农奴。
当时有大量土地之庄园主亦得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庄田，一切依照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不过从私租重于官税处所得，可见唐中叶以后之庄园田主与古代之封建贵族不同。此可谓乃实行两税制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与租庸调制自不可同日而语。
两税制因量出为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并不契合，因田地所产作物有固定之常额。在正常运作时，每耕种三年，必有一年储蓄以应付非常事变，如遇水早荒灾则可得官府减免田租。现在既定了"量出为入"的制度，则有不顾收获而随意加征之弊，难免此后造成租税日益加重之现象。
还有，两税制乃用钱币纳税，实乃妨农而利商。史载："定税之数，皆计结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买所无，减价以售所有，使豪家大商得益，而农民日因。当时如无钱币，则可代以实物。但物与钱的比例并不固定，时有涨落。如前时一匹绢值3200文，今一匹绢则1500文。即从前一匹，后来要两匹余。
行两税法后40年，有人说从前一匹绢值4000文，斗米200文，如一家要纳税一万文，两匹半绢已足够。今则一匹绢仅值800文，斗米只50文，故要12民绢才够缴税，如延至六月，绢价将更下跌二。卖绢缴钱，人民吃大亏。故两税法是为政府而设，乃针对日盛之商业经济作预算，对农村社会大不利。此后中间之税制，只将两税制稍加改动，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之路。
九、唐代的盐政
1. 颜真卿首征盐税
唐玄宗开元年间，颜真卿是唐代第一位征收盐税的官员。当时他担任河北扫讨使。时安禄山叛军己攻入黄河以南地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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