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面对内同化了长江以南未开化的山越民族，一面派人至海外夷洲、宣洲等地有人说上述所谓夷洲、重洲，即是今日之台湾、日本、冲绳岛和菲律宾等地，此即孙权对海外交通的发展概略。
谈到海上的船舶，且赂述一二。西晋的王泼，是当时打平东吴的大将。他奉晋武帝命修整船舶，练习水军，积极筹划，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奉命从四川率沟军出发，次年克复夏口、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建康（今南京），迫使吴王孙皓投降。王浚当时作战乘坐的"楼船"，据《晋书》记载，每船长60丈，面积为120方步（一步为五尺），可乘坐2000人，船的甲板上可骑马驰骋，这是长江的内河船。
至于海船，当时闽广沿海海盗卢循所用船高十余丈、有四层楼高，称"八糟船"。槽即划桨，可能有八大对桨，其宏伟可知。
南朝时有容积可载二万石的大船已相当可观。隋时杨素建造五牙船，有五层楼高，高100余尺，颇与南朝的相似。
吴船称艑，晋船称舶。普通船长20丈，每船可载600至700余人。
从上述情况看，可见当时中国海上运输己极繁盛。至唐太宗时征伐高丽国，战船在四川建造，船长100尺，阔50尺，亦相当巨大。
从唐代海船的规模推想到内河船的构造，一定亦相当进步。1500年前，中国已发明机船，齐国祖冲之创造千里船，一日可行数百里，史书载云："不因风水，施机向运，不劳人力。＂可见此时已有不用划桨的轮船。
三国时马钧发明的戽水机可说是发明轮船的前驱。唐代亦有金属制造的铜船，常到海外经商。《岭表录异》中说："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深阔处。"
为了管理市舶贸易，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又名"提举市舶使"（提举即管理之意），又可称"押番舶使"。此机构职司管理海外交通进出口商船，抽收船税称为"舶脚"。相当于近代之海关，亦可称为"监市舶使"，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主要来源，至宋代海外贸易更盛，市舶使更见重要。
4. 唐代胡商云集扬州、长安
唐代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盛。广州为当时重要之大贸易港，根据阿拉伯历史记载，有庞勋作乱时，在广州做生意的波斯、阿拉伯等外国人被杀死者有12至20万人之众，可见唐代外贸之盛。
唐代其他之贸易港尚有泉州、杭州及扬州等。唐之广州、扬州，其繁盛可先后媲美于今日之香港与上海。当时有田神功者，某次平反攻打扬州，被杀之胡商达数千人。
唐代之扬州为外人在华经商最繁盛之贸易港，《太平广记》有一则故事如下：
开元初年，司徒李勉在浚仪做宫。任期届满后，便乘舟沿汴水而下，拟到扬州一游。途经腋阳（今河南商丘）时遇见一患病之波斯老胡，拄杖来见李勉，请求李勉准其同船返扬州，李勉慨然允诺并备酒肉款待老胡。
老胡告称，彼在波斯乃王族之后，来华经商已20年，家有三子，今返扬州欲访寻其子是否已来华。后老胡途中病重垂危，于是向李勉道出真情，谓波斯国王遗失一明珠，为传国之宝。如有人觅得送还可获重赏。因当时天下宝贝均集中在中国，胡人盗宝后亦卖给中国。老胡觅得明珠后密藏腿内，今病危乃将明珠赠李勉，李将老胡安葬，并将珠塞其口中。
李至扬州，一日见一青年波斯人，其貌酷似老胡，询之果为其子，后该波斯人复得该珠而返国，由此事可见中国人文化道德之高，亦证明唐代中外商贸之盛。
唐代时京城长安，亦常有胡人来华经商。《太平广记·鬻饼胡》条记载一事，谓当时有位举人居住长安，其邻居有位胡人，售饼为生，并无妻室。数年后，鬻饼胡忽然生病，举人怜其孤单元人照顾，便常去探访，并赐给汤药。但胡人之病毫无起色。某日胡人临死前告诉举人道："我在本国时，原为大富豪，因祸乱而逃来中国长安。因为与一同乡有约，等待他来此取物，故在此久等，不能去别处。但今久候不至，余病已危，命在旦夕，先生待我厚，照顾我老病之人，今无以为报。我左臂中藏有一珠，已宝惜多年，今余将死，已无所用，特将此珠奉赠先生，聊以为报。我死后，但请料理后事。代为埋葬，于愿已足。但君得此珠，并不实用，一般人亦不一定识货。但在长安市场上，如有西国胡客来到，可持珠询问，将得好价钱售出。"
此举人将鬻饼胡所托后事当即答允。
胡商死后，破其左臂，果得一珠。此珠大如弹丸，外表并不很光泽。举人将胡商营葬完毕，将珠携赴市场却无人问津。一直过了三年，忽然闻有新来胡客到京，便向他出示此珠。胡客见而大惊道："先生从何处得此宝珠？此珠决非近期所可获得，先生可否告以出处？"举人便道出此事因由。胡客闻之，涕泪涟涟曰："这位鬻饼胡就是我的同乡，本来就与他相约来商讨此物。因出国来华途中，海上遇大风浪，辗转数国，因而耽误了五六年时间。到此正欲寻访他，可惜他已病故。"遂向举人求买该珠。举人见此珠亦并非特别珍贵，仅索价50万而已。该胡人便照价将该珠购下。
向上述此事，知中国长安亦为当时世界性之商贸市场。义如扬州、广州均为胡人来华营商之大城市。前文提及因天宝年间，吐蕃在西北地区生乱事，有4000胡客不能归同而滞留长安须由中央政府拨款50万缗以供给养。
后来此4000胡客无一人愿归同，均留华任职兵马使或掌管仪仗侍卫的官。后来仍须依靠中国政府给养的只剩下十余胡人，使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5. 对外侨政策及胡人就业情况
中国素来待人就有传统宽大的精神，所谓治外法权，唐代已有。根据《唐律》记载、如果波斯人与波斯人之间在中国发生争执，则由波斯人自己解决。其他阿拉伯等外国人亦受同样待遇。然而，如果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发生纠葛时，则该案由中国人出面调停，以免其中一方有所吃亏。因该两国之法律有所不同之故。如果西方国家早就有如此宽大度量，这世界就不会发生这许多困扰和麻烦，也就不会有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等事发生了。
唐代对外侨财产处理，亦有明文规定。如外人在华经商时不幸病故，其遗产由中国政府代管。如逾期三个月未见有遗族来领问时，则没收之。当时孔残认为三个月时间似嫌太短，故政府修改法律，予以无限期延长。其遗族如能提出可靠之证据，即可获政府随时发还。
唐代法律中亦有关于中外通婚者。凡住于中国境内之外同人，允许其娶中国女子。但中国法律不正式承认此中华女子为此外人之妻室。如该外国人离华返国时，亦不得携同中国女子出境，以免其在外国遭受欺凌。上述各项，《唐律》中均有详细规定，可见当时在华外侨与中国社会关系之密切与复杂。当时亦有外国人在华做官的，如唐玄宗时，有外国人名康谦者做了将军。
又如唐宣宗时，有大梁连帅范阳公，他把大食国（即阿拉伯）人李彦升推荐给朝延。天子诏礼部官考其才华，得进士而名显一时。于是有人批评，以一个堂堂的刺史兼节度使大官，受命于大唐天子，得禄于天唐朝廷，但他推荐贤才却求之于夷狄，难道堂堂中国真无人才可用乎？难道真只有夷狄可用乎？
范阳公此举实令人有所疑惑也。但也有人说，以地域来区分，固然有华夷之别；但如以教化言，则是华是夷，当察看其心意与趣向。如果此人出生于中州，但言行却乖悖乎礼义，则是有华人之形而具夷狄之心；如生于夷域，其言行却合乎礼义，则是有夷人之形却具华人之心也。故范阳公推荐阿拉伯人李彦升，亦有其激励夷狄以归化于中华文明之意也，其意不可谓不善。可见当时已无歧视外人之心。
唐时胡商来华经营珠宝贸易者甚多。中国之消费品丝绸等物常用来换取外国之宝玩。有一故事可证明中国之富有。当时的长安每年举行一次宝贝展览评判大会，互相观赏。
安史之乱时，有一位魏生，极为富有。某次，他邀请外国人举行宝玩大会，有外人展出四珠，蒙大众赞许并得冠冕奖。但有一中国人拿出更大之宝贝，而获得了最高荣誉。
当时中国的酒菜饭馆多雇用胡姬，即所谓外国女招待，以招待外国客商。李白的诗中提到的很多。如《金陵酒肆留别》中道：
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劝客尝。
又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富山》前四句道：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这里说明了长安城青绮门内的酒菜馆用胡姬招待来宾，即使国人也用此等高级酒肆，主客醉酒饯别，引为韵事。
唐代时，中国有钱人的家中、常养有"昆仑奴”，是一种黑脸奴仆，即所谓外国当差。但主人并非命其做苦工，乃是用来养在家中摆阔。今日白地下坟墓发掘所得的明器中，尚可见到所镂刻的昆仑奴像。
怕有一位自南洋来的康昆仑，当时是一位一等知名人士，弹得一手好琵琶。
有一次，唐德宗时，长安大旱，德宗命人民举办求雨大会，便在长安之天门街，由街东与街西两端之市民，定期举行各项乐器演奏比赛，街东建一彩楼，请康昆仑弹奏琵琶，街西亦不示弱，于是爆出冷门，同样筑一彩楼，有一女子亦弹奏琵琶。会后，康君自叹不如，甘拜该女为师，并欲谒见。
原来该女子为段和尚所假扮。消息传入皇宫，即召段僧入宫弹奏，德宗欣赏后赞叹不已。亦谓应将此绝技传授给康君。段僧命康村再奏一曲，奏毕，段僧评其所奏本音太杂，技巧不纯，且有邪气。康君承认初随一女巫学习，后再从数名师学习。段僧认为如一定要拜他为师，则康君必须停奏十年，从头学起，才能有成。
康君一一从命，以后尽得段僧真传，成为第一流之琵琶师。由此亦证明了中国当时物质文明之富与音乐造诣之高。
6. 唐代数十城市水陆辐辏
有人曾经撰文记述府代有外国人来华经商之事实有四五十条之多。当时外国人所到中国着名城市很多，主要有长安、广州、洛阳、扬州（亦称广广陵，又名维扬）、扶风（即凤翔）、建昌（即永修）、南冉（旧称洪州或豫章）、汴州、宝应、泉州及睢阳等地。
以长安城而言，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城面积达84平方，建筑规模宏大，其向南向北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不但是当时中国，甚至亦是全世界的最大城市。当时位于东北地区的渤海首都龙泉府以及日木平安京的城市设计，完全模仿唐代的长安。各国胡商来此营商者极众。长安之崇仁坊，其商业之峰，"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扬州自春秋末年起，已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港口贸易城市。隋唐时期更为昌盛。隋炀帝动用100余万人力开辟通济渠，使长安可直通江都（即扬州）。炀帝为赏琼花，三下江都。
至唐高祖武德年间，扬州更为繁盛。玄宗天宝时，此城人口已达46万，后又增至50万。唐代时外国人来此经商者极多。《旧唐书》记载：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淮西节度副使刘展举兵作乱，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马讨贼。但神功到扬州后，大掠居民资产，胡商大食（即阿拉伯）、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可见该地聚集胡商之多。扬州地处要冲，是珠宝集散地富商大贾，多携珠翠珍怪来此。
洛阳位于洛水北岸，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之城市。自东周迄隋、唐、后梁、后唐，建都几近千年。隋炀帝时辟为东都，更形繁荣。唐代定部长安，高宗移都洛阳，武后时改称神都。
玄宗五次来洛，居住达十年。其人口极盛时达130万左右。唐代诗人王建有"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及"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北中游"之句，反映了洛阳经济繁荣之景。
在隋唐时代，与广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四大海外交涵贸易港的还有泉州与交州。就以泉州而言，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泉州已成为晋江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且是着名的海外交通名城。
南昌隋为洪州，汉称豫章。此地舟车畅顺，形势险要，有"襟气江而带五湖"之称。夏商以前，此处已有渔猎、农耕及纺织等生产活动。唐代时已成政治、军事及经济重心的大城。其地为盛产鱼米的鄱阳湖平原地带，与珠江流域的广州、长江流域的江陵、扬州等大工商城市连贯通畅，使南北客商曹聚集于此。造成"珍异百货，汇集如山“。
南昌城的南北设”市，即当时的贸易场所。由政府官员督导管理。南民亦多产优良木材，求利者采之将之，运到扬州，利润可达数倍。玄宗天宝五年时，有一位杨溥，与几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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