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入山采伐木材，适逢大雪之冬夜，深山无处寄宿，数人便同宿子横卧之中空大木中，借以避寒。既可运输大木，可见南昌水陆交通称便也。
广州为中国南方对外贸易之最大城市。秦时已为岭南地区的政经文化中心。梁朝时已有印度、锡兰及南洋各国商人来此贸易，输入宝玩、香料、药品等；中国出口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隋唐时代，亦以酿酒、丝织、陶瓷及炼铁等业最为发达。于开元二年设市舶使，扩大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诸国贸易，其对外贸易量为全国第一。
武后时，广州有昆仑舶到，停泊于市外之港口。有前都督路元叡者冒取其货，舶上酋长不能忍受，杀了路都督。当时广州都督王綝对此事不了了之，史称"秋毫无所索"。一方面乃国人犯错在先，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外商贸之和平相处，免得节外生枝。
玄宗开元二年时，柳泽为殿中侍御史兼岭南监选使时，正有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及波斯僧等广造奇器异巧向朝廷进贡。
有各种外国货轮，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以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货轮为最大。船高数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积宝货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时，郡邑为之喧阗。随即由市舶便将其货名一一录下，命蕃商缴纳"舶脚"（即关税），其中有若干珍异之物则禁止上岸，蕃商往往有因欺诈而入狱者。此种货舶史载常有因大风浪而沉没者，甚至传说有为长达1000余尺之海鳅所吞。
唐代很多大城市，都是运输方便商业繁荣的中心。除了上述所介绍的以外，其他有：
苏州自从隋唐两代开掘大运河后，已成为江南地区的航运中心。苏州是中国着名水城之一。苏州城中就有300多座桥。唐代诗人说："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正好说明苏州的繁荣景象。
杭州在唐代已是东南地区的重要商港。此城与波斯、大食（即阿拉伯）、高丽及日本等国均有贸易往来，并设置"博易务"的商务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繁荣之景象与苏州不逞多让。”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等都是对杭州的写实。
距离江西省会南昌250余公里的产瓷名镇景德镇，隋代开始已烧制名瓷。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7世纪初），有一市民将瓷器进贡给朝廷，从此其姿器名震天下，中央并派员管理制瓷业，设置监务厅的机构。
玄宗天宝元年，中央政府对景德镇的制瓷业更为重视，王室己用当地瓷器作祭陵之器皿。
开封亦称汴州或梁州。大梁城为其治所。隋炀帝疏通汴渠以连接淮河与黄河，汴州居运河中心而日趋繁盛。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遭受破坏，开封益见重要。至宣宗时，其经济地位更为突出。
江陵为长江中游之大城，又名荆州。天宝年间，安史之乱造成中原频仍之战祸。中央政府依赖南方之财赋转殷，江陵因具备地理上的特殊条件而变得更为重要。
长沙古称潭州，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马殷为长沙武安军节度使，向建立后梁王朝的朱全忠效忠，得封楚王。后唐时，马殷"置邸务以卖茶"，鼓励民间制茶并发展通商，提高了经济效益。
天宝年间，上海因有宽大而水深的吴陆港之利，便于商船出入，成为东南沿海贸易的良港之一。
天津是隋炀帝时所开掘大运河——永济渠北段的起点。唐代以此地为军粮城的起点。有平虏渠联系海河与蓟运河。至唐代中叶，天津成为转运南方丝、米的重要口岸，其地位日见重要。
武汉亦在长江中游地区，为汉水与长江的交汇点。唐时武汉城外的南市和鹦鹉洲成为繁盛之商业区，来往商船如过江之鲫，货物堆积如山。李白有诗道："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到了宋代，诗人范成大描写武汉道：”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又说：”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可见宋时经济仍然繁荣。
宁波位处浙东。"据会稽之东，抱负沧海，枕山蔽江，重阜崇岭，连亘数千里，又为海道辐辏之地。"唐高祖武德四年，在宁波置鄞州；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因宁波境内有四明山，故改置明州。宁波在唐代已是一繁荣之贸易港口，史称"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政府在此设市舶使，专职对外管理商务。此港口在当时已成为对海外输出瓷器的"陶瓷之路”。日本商人及使节归国时多向明州采购越瓷回国。当时中国亦有巨商李延孝、张友信等将越瓷及佛像等运销日本，回程时将日本砂金、水银等货带回中国。说明唐宋时期，宁波已成为中同越瓷的重要出口港，为后代“海上丝绸之路"之出口港打下了基础。
歙县在宋后称为徽州。安徽省之名原来便是取"安庆"、"徽州”两地名之首字合成。此地向古文风很盛。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古时微州由于"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四方”，因此偏重于商业及手工业发展，当地士族官僚已兼营商业。将歙县地区所产之米、盐、丝、茶、纸墨、木材借新安江水运往扬州、苏州及杭州等地外销。玄宗开元年间，开始大量生产中间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以及徽墨等，对外贸易已经很盛。
福州在汉代时已有海外贸易，唐代时在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已很迅速。当时，福州的茶叶生产及制盐业已极发达，其中尤以福州方山所产云雾芽茶名闻遐迩。唐代诗人黄夷简有诗"宿雨一蕃疏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以称美云雾芽茶。僖宗中和年间，福州的经济更为繁荣。
7. 唐代华商与外邦的贸易及交流
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国人也有去海外各国经商者。如《岭表录异》记述，每年，广州有华商乘铜制货船载国产货物前往安南，可彼邦商人换取安南土产，交易而返。
说起中国各地物产，何止千百种、实不胜枚举、今据《大唐六典》略举其各地所产之荦荦大者，如下：
中国地大物博，国产货物不但供自用，亦可出口外国，以换取本国所需之货品。
唐代时中国商人不但常去安南，且亦常去东南亚、中亚各国经商，甚至可能有远至欧洲者。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所载，华人曾到下列各国经商者，今略述于下：
唐代华商除前往上述各国经商外，尤与波斯、朝鲜、日本及缅甸各国来往密切，以下逐一描述。
波斯古国即今日之伊朗。上文谈到中国在唐代时，各道盛产丝绸。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已有丝绸传入波斯。此后打边了"丝绸之路"，中间与波斯的贸易日益频密。
唐代时的中国，与波斯的关系不仅涉及商业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军方而也有理想的发展。
公元7世纪中叶，正值唐代初年，当时的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大食）侵占。
波斯王俾路斯借其子尼聂斯逃到长安，受唐高宗款待而得到安置。20余年之后，俾路斯客死长安后，由吏部（寺郎裴行俭派兵护送尼聂斯返波斯。但途中受阻于吐火罗（今阿富汗），只得折返长安定居，直至其病逝为止。可见唐时中波两国的交情深厚。
唐时波斯人定居长安最着名的是李珣兄妹，李珣成为名诗人，其祖先早年来长安贩卖香药，落籍四川。由于李珣先人在华数代贩卖香药，国此李殉不但能诗词，亦懂很多药物学知识，曾编写《海药水草》一书，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成为后来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参考书之一。可以说，他也对中药学有所贡献。
唐代的波斯商人多群集于长安、广州两地经营商业，现在中国西北及黄河巾游至广东省一带，经常发掘出波斯王朝的银币，可见当时波斯人在中国经商地之广了。
中国的养蚕织丝法是在5世纪时传给波斯。以后"波斯锦"之闻名于世，实出于中国之所赐，但他亦同时影响了唐代的织锦风俗。
中国的造纸术在8世纪中叶传入波斯、大食等国。天宝十四年（公元751年）时大食人在中亚一场战争中，有若干唐代士兵被俘虏，其中有造纸工匠，因此中国之造纸术首先传入波斯、大食等地。
此外，以上提及的波斯人李珣及其妹李舜弦，精通中国的诗词格律。李珣的一首《南乡子》：”春酒香熟鲈鱼美，谁同醉？缆却扁舟篷底睡。"竟把中国文学也传播到彼邦去了。
说起朝鲜，就是现在的韩国和朝鲜。唐时，朝鲜分成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
中韩关系，很古就已建立。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两同就有来往了。韩国的文字，本来就袭用汉字。现在虽已大部分改为自己创造的字形，但仍有汉文字迹可寻。尤其是那面韩国国旗，中间一个阴阳太极图，四角是八卦中的四个卦象，要说不是沿袭中国文化的《易经》原理而来，任谁也不能相信吧!
由于隋末中朝两国人口互有流动，高丽人迸入中国境内者不少，中国人亦有去高丽者。唐高祖时实行互换两国流入对方的人口，以建立边境的秩序。
唐太宗时，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均有派遣贵族青年来长安留学。此后，巾朝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而均有长足的进展。
新罗当时经常派遣使节来华祝贺春节，大约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近200年间，曾来贺节达21次之多。其中包括赠礼、国丧致哀及祝贺新君继立等。此时亦有新罗商人成群结队地乘船经黄海来华经商。
他们来华经商的地区包括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楚州（今江苏淮安）及泗州（今江苏泗洪）一带城市。
新罗商人携来朝鲜特产包括牛黄、人参、朝霞油、鱼牙锦及海豹皮等。新罗货品输华数量之多为当时各国土特产输华之冠。新罗商人向中国携问之货物包括金银器皿、五彩绫罗、紫罗绣袍、瑞文锦绣及药物等。
当时中国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设立"新罗馆"，以处理两国间之商务。当时在中国扬州、涟水、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罗人无数，称为"新罗坊“。
唐代末期，新罗来华留学之青年更多，有考中进士的，称为"宾贡进士"。留华担任官职者为数不少。
唐充宗元和十一年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华，航行海上时被狂风被吹到楚州盐城县登陆，由当地官员妥为接待并及时向朝廷呈报。同年，新罗有饥荒，有170人渡海逃来浙江，亦由当地官员予以接济。
日本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极为深厚。日本的文字早期几乎都是袭用汉字，近代他们才渐渐减少用汉字。但什么书道、茶道甚至武术或禅宗佛教都是传向中国。有人说，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同天皇，多位，中国学者作了研究，此说可信其无亦可信其有。
但在近代史上，日本常常侵略中国，可谓数典忘祖，不脱小同寡民的狭隘胸襟。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唐代，中国对日本是很友好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间（公元630894年），日本共派出来华"遣唐使"达13次，日本派船迎送大唐赴日使者6次，共计19次。初期日本的使节闭每次不过一两条船载来一二百人而已。
但8世纪后，日便来华每次多至四船五六百人，包括副大使、留学生、学问僧、医生、警卫、翻译、船匠及商人等。他们来华后深入研究唐代的政治、文化及经济各项。
公元7世纪中叶，日本"大化革命"事实上是参照了唐代的律令制度、学术思想、文化科技甚至风俗习惯。例如日本当时实行的"班田法”，此法即每隔六年，日本政府投人口分田给国民一次，得田者得向政府缴纳租、庸、调。受田者死后，田地归还政府。其实此制即是参照唐代租庸调制而订立的。
日本的两个都城——奈良和京都，亦是仿照唐代长安城的规模而建立，此一时期，诸凡中国的文字、建筑艺术、制造水车、冶炼金属、中医药典、订制历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以及七夕、重阳等各种节令，一股脑儿都给日本学去了。所以，日本受中国文化熏陶甚深。
天宝十五年，唐代鉴真大师率20余众东渡日本，协助奈良市建造唐昭提寺的规划工作，并传授日人以干漆法组制佛像。
此法后被称为唐昭提寺派，使日本雕塑艺术有了突破；鉴真大师又传授日人以中医中药知识，为彼邦人士医治疑难杂症。鉴真大师圆寂后，日本学者淡海三船写了《唐大利尚东征传》，将其肉身的干漆坐像置放唐昭提寺，被尊为"国宝”。
同一时期，日人晁衡来长安求学，学成在华做官，与王维、李白做了知己，李、王两诗人均有诗记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2100年前，中国四川的特产竹杖和蜀布已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出现，原来这些四川特产是从缅甸经印度再运往其他国家。此事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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