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要讲的故事,是我的朋友阿银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在他洗店后面的小房间里告诉我的。阿银是一个矮个子的天朝人,他表情严肃,忧心忡忡,那种忧郁多虑的气质和他的很多同胞一样。我和阿银的友谊已有好几年历史。在他店子后面那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我们一起共度过很多漫长的夜晚,不是一起云里雾里地抽烟斗,就是一道沉浸在默默的冥想之中。我被我的这位朋友所吸引,主要是由于他的心灵具有一种极富想像力的气质——我相信这是东方格的一个特点,它使他得以沉浸在他自己创造的想象世界里,把他那一行当的各种扰人的烦恼忘记殆尽。在本文开篇所说的那个傍晚到来之前,我对他的心智所具备的敏锐的分析能力全然一无所知。
我们所呆的那个房间又小又暗,里面没几件家具,只有我们坐的椅子和一张用来摆弄烟斗的小桌子,桌上只点着一支牛脂蜡烛。墙上贴着一些画,多半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印制粗劣的图片,是用来遮掩四壁的寒怆的。只有一张画片谁看了都会被吸引。那是一幅精心绘制的钢笔肖像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脸长得很英俊,但神情十分忧郁。尽管我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我早已感觉出阿银经历过很伤心的事,而且它与那张画像似乎还有某种关联。不过,我总是不忍心问他,直到那个晚上我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我们俩一声不吭地抽了好一阵子烟,然后阿银才开口说话。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阅读面颇广的有教养的人。因此他的英语在遣词造句方面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他说起话来带有他家乡那种拖拉而柔和的口音,对此我就不准备照搬了。
“我知道,”他说,“你一直在注意我不幸的朋友五十六号的那幅画像。我从没对你说起过我的悲痛之情,但今夜是他去世的周年纪念,我很想对你谈谈他的事儿。”
阿银停顿了一下,我重新点燃我的烟斗,向他点点头,表明我在洗耳恭听。
“我不知道五十六号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进入我的生活的,”他继续说,“查查业务记录簿就可以知道确切时间,但我从不为此去费心。自然,在开头的时候,我对他并不比对其他的顾客更感兴趣——也许还不及对其他顾客哩,因为在我们的交往过程中他从不自己送物来,总是叫一个小男孩代劳。过了不久,我注意到他成了我的固定顾客,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个编号:五十六号,而且开始琢磨他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后来,对这位从未谋面的顾客我得出几个结论。他的亚麻布服的质量向我表明,即使他不是很富有,他的家境怎么说也是相当不错的。我能看出他是一个过着有规律的基督徒生活的年轻人,定期参加有关社交活动。我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因为他送来的物的数量是固定的,总是在星期六晚上送来,而且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换一次与礼服配套的衬衫。他是一个谦逊和气的小伙子,因为他的领只有两英寸高。
我眼睁睁地看着阿银,不免有些吃惊。虽说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最近出版的书早已使我熟悉了这类分析和推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东方朋友竟然也如此精于此道。
“我最初关注他时他还在大学读书,”阿银继续说,“当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并不明白这一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推断出了这一点,依据是夏天的四个月里他不在镇上,大学考试期间他送来的衬的袖口上写满了日期、公式和几何定理。我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了他的整个大学生活。在他读大学的四年时间里,我每个星期都替他洗服,这种同他的有规律的联系,以及我的观察赋予我的对他可爱格的洞察,逐渐使我对他的感情由最初的敬意变成了发自内心的喜爱,我迫切地巴望着他能取得成功。每一次考试来临之前,我都给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把他的衬衫的袖一直浆到肘部,以便他有尽可能多的地方写注解。在他参加毕业考试的紧张阶段,我可真是急死了,对这点我不想多说了。当时五十六号经历着他的大学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我可以从他的几条手绢的状况推测出这一点——在最后一堂考试中,他竟然把手绢当成擦笔布了,显然是不知不觉的。他参加考试的表现证明,在四年大学生活中他的品行在日益改善:早先参加考试时,他写在袖口上的注解之类又多又长,而现在仅有少量的提示了,而且仅限于常人的记忆力没法胜任的那些复杂难题。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我异常兴奋地在他送来的服中发现,他那件配礼服的衬衫皱皱巴巴的,前还沾了点儿从杯中溅出的酒渣。于是,我意识到五十六号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参加了毕业宴会。
“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在他毕业考试时注意到的那种用手绢擦笔的做法,竟成了他的一个老毛病,我知道他已经在攻读法律。那一年他非常用功,在他每星期送来的服中几乎已见不到配礼服的衬衫。正是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也就是他攻读法律的第二年,他的人生悲剧开始了。我注意到他送来洗的服中出现了某种变化,配礼服的衬衫由原先的每周一件或至多两件上升到了每周四件,另外丝绸手绢开始取代亚麻布了。这使我恍然大悟,看来五十六号正在抛开艰难的学生生涯,正在走向社会。不久我又感觉出了更多的东西:五十六号堕入情网了。这一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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