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卧车吸烟室时，我正独坐在那儿。
他穿着一件毛皮衬里大，提着一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他一进来就把箱子放在了座位上。
然后他看见了我。
“啊呀！啊呀！”他满面春风地说道，好像认识我似的。
“啊呀！啊呀！”我搭讪道。
“天啦！谁能料到会在这儿碰上你呢？”他说着，一个劲儿地和我握手。
“是谁也想不到。”我在心里想。
他更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
“你可一点儿也没变呀。”他说。
“你也没有。”我热忱地说。
“你也许胖了那么一丁点儿。”他继续评论道。
“是胖了一点点，不过你也有点发福了。”我说。
这么说有助于双方扯平，那我的发胖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不，”接着我壮着胆子很肯定地说，“你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是谁。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我根本想不起他是谁。并不是说我的记忆力差，相反，它好极了。的确，我发现要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件很难的事。我经常想不起别人的脸，想不起别人长什么样儿，对别人穿的服当然更不会去注意。但是除了这些细节我从未忘记过任何人，而且我为此颇感自豪。不过倘若真有某个人的名字或长相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也决不会不知所措。我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尴尬局面。需要的只是冷静和机智，有了这两点就什么都可以应付了。
我的朋友坐了下来。
“我们可好久没见面了。”他说。
“是好久了。”我回答说，语调中带着一丝感伤。我想让他觉得我也曾为此难过。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欣然表示同感。
“真不可思议，”他说，“岁月就这么飞逝，朋友们都失去了联系，真是恍若隔世啊！我经常为此伤神。我时不时地纳闷：过去那些老伙计都上哪儿去了呢？”
“我也一样。”我说。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我发现在这种场合，人们迟早都会说起“那帮老伙计”、“那些小伙子们”或者“那帮人”，借此机会恰好可以推断对方到底是何许人物。
“你回过我们那个老地方吗？”他问道。
“从没回过。”我毫不含糊地说。绝对不能拖泥带。我觉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里之前，绝对不能再涉及这个问题。
“是吗？”他继续说，“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儿吧？”
“现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对不起。”他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
至此我总算混过了第一关。我不太想去的某个老地方显然是有的。这一点可作为谈话的基础。
不久他又开腔了。
“是啊，”他说，“有时候我遇上一两个老伙计，他们都谈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么。”
“可怜的家伙。”我在心里想，可是我没说出来。
我知道该不失时机地来一手猛的了，于是便拿出了过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饶有兴致地展开了攻势。
“喂！”我说，“比利现在在哪儿？你听说过他的近况吗？”
这一招是万无一失的。任何一帮老伙计中都会有个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说，“当然听说，他正在蒙大拿经营农场哩。去年春天我还在芝加哥见过他——差不多有两百磅重了——你简直就认不出他来了。”
“我当然认不出来。”我在心里自己嘀咕。
“那么佩特在哪儿呢？”我又问道。这也是很保险的。总会有个叫佩特的。
“你是说比利的兄弟吧。”他说。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经常想到他。”
“噢，”那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老佩特现在可大变样了——整个儿老老实实的了。”说到这里他开始发笑了，“嗨，佩特结婚了！”
我也开始笑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人结了婚，说来总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谁，他结婚了这件事简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个不停。我真希望能够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车停开。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该怎么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没什么难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经常想写信给你，”他说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语气，“尤其是在听说你受了损失的时候。”
我没有吭声。我损失了什么呢？是钱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丢了多少钱呢？我是为什么损失钱的呢？我不知这所谓损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产，还是只部分破产。
“遭受那种损失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他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
显然我是彻底破产了。但是我没吭声，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继续说，“人去世总是件伤心的事儿。”
死了人！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我差点因高兴而打嗝了。这就好办了。在这种交谈中，应付有关死人的话题是最简单的。你只需一声不吭地坐着，静等对方说出死去的是谁就够了。
“是呀，”我咕哝道，“是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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