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我稍睡了一会儿，现在已经两点了。我又打开了日记，开始写起来。
是谁杀死村越的呢？作为姬田事件的继续，不用说，只能考虑是同一凶手所为。也就是说，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义明親手杀害的。其动机不言而喻，是对情敌的复仇。加上村越还是他前次杀人隂谋的帮凶，他知道村越已经被刑警跟踪上了，不干掉就可能坏事。为保住秘密，只有杀人灭口。村越曾说“我可能被杀”，这是因为他有了某种预感。
曾先后两次发给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揷在了村越的尸体上，我想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结社的犯罪假象。但这更是在魔术上常常虚设的附属品的。丈夫是魔术名师，他是需要些附属品的。这种用舞台魔术的杀人法进行杀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种喜欢夸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这次我们首先知道了凶手，并得出了结论。现在来分析一下他是怎样进行策划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样为自己制造了天衣无缝的证据，证明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庄公寓里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结束后，九点报时刚过的一刹那，枪声响了。村越邻室的人听到声响，马上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发现村越被人用手枪击中致死。而正在这时，丈夫。我、庄司都在家里的客厅收听广播，听到了相同的场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点报时。村越的公寓在涩谷站附近，我们的宅院位于港区的青山高树街。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姬田事件有距离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时间上的不可能。乍一看，这证据实在是再确凿不过了。凶手凭着他那精彩的魔术手法，使这种不可能成为了现实。如果说姬田事件中具有距离上的不可能，凶手使之成为了可能的话，那么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可能，凶手也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育自。
那么，他究竟是靠什么样的魔术手法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呢？
我的大脑病态一样的灵敏，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带皮套的小箱——录音机。录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台美国制的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当时只高兴了一阵，不久就玩腻了，后来一直放在丈夫书房的书架上，大约有二年没有听过了。
我仍有一种直感，尽管前后的时间顺序还搞不太清，但录音机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疑问，我就要立刻进行核实。我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隔壁的丈夫书房。我们住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墙壁，即使弄出一点声音，也不用担。心丈夫会在卧室里听见。我打开书房的灯，拉开书架上的拉门，看到手提式录音机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贴近，仔细察看着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录音机也已经放在那儿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和没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说，似乎有人动过录音机，后来没有完全放回原来的位置。错位有二公分左右，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过录音机的证据。而且，录音机的外套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打开外套，只见里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过的样子。
证实了这些情况后，我关上灯，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脑转得更加灵活了。
丈夫是怎样利用录音机的呢？不用说，仍是靠着他的智慧。让我来刺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点左右从外面回来的。他洗了澡，和我们一起用过晚饭之后，大约在七点左右到书房看书去了。七点半的时候，我去送了红茶，这已成了惯例。这之后，一直到八点四十分的级口小提琴广播演奏开始，将近一个多小时，丈夫都是一个人待着的。这段时间，我在西洋馆尽头自己的房间里写日记，看书了。
佣人们在晚饭店，做完活计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间，很少有到西洋馆这边来的。晚上单丈夫送红茶、水果的事就由我来做。那天晚上，家里的很多人都不在家。因为有个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里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车去了。这样，司机也不在家。富婆婆他们回来时已过了九点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我的身边女佣菊花的媽媽病了，她回住在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并说好当晚不回来住的。家里剩下的人只有庄司，另一个贴身女拥、两个做杂事的女佣，一个厨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司机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车库后面的房子里单住着。这期间，在西洋馆的只有庄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在这种情况下，七点三十分到八点四十分这中间的一个多小时，没人能证明丈夫是否一直在书房，当然，若从书房出来经过走廊从正门出去，不被人看见也是困难的。那样的话庄司可能会发现，而且，当五即不在的时候，庭院看守是要负责照看大门的。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会发现的。
但是，不走正门也有办法从庭院里出去的。他预先把鞋子拿进书房，然后从书房的窗户跳到院子里。庭院里草坪很多，即使没草的地方，这几天连续晴天，也不用担心会留下脚印。在庭院一面围墙的顶头有一个非常出入口。这个门几乎从不打开，上面锁着一把很大的锁，如果是丈夫，什么时候都能打开的。
他大概又化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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