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破除迷信”项下,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与记者,先生竟把他并作一谈,足见昏聩!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虚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两句,先生看了,必说“做还做得不错,可惜太荒谬”,——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其中有一位,自言能口译狄更士小说者,中国只有他一人,这大约是害了神经病中的“夸大狂”了!)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译本原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待将来记者等有了空,另外做出一篇《林译小说正误记)来,“以为知者道”;那时先生如已翻然变计,学习了些外国文,重新取来研究研究,“方知余言之不谬”。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若《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考,林先生于“诗”“戏”两项,尚未辨明,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许多: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截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从前有一部小说,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简称曰英,法兰西简称曰法的办法,单记了一个古字,翻遍了衙里所有的通商书,约章书,竟翻不出一个古国来:先生与这位老夫子,可称无独有偶!然而这是无关弘旨的,不过因为记者写到此处,手已写酸,乐得“吹毛求疵”,与先生开开玩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无益,这一回得了这一点知识,将来便不至于再闹第二次笑话了(又日本之梅谦次郎,是姓梅,名谦次郎。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则此四字之称谓,亦似稍欠斟酌)。先生这一段话,可分作两层解释: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既未自称其译笔之“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意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全无意识的么?”
承先生不弃,拟将胡适之先生《朋友》一诗,代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一定投过门生帖子来。无如“双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气极活泼的原诗,改成了“双蝶凌霄,底事……”的“乌龟大翻身”模样,也未必是“青出于兰”罢!又胡先生之《他》,均以“他”字上一字押韵;沈尹默先生之《月夜》,均以“着”字上一字押韵;先生误以为以“他”“着”押韵,不知是粗心浮气,没有看出来呢?还是从前没有见识过这种诗体呢?——“二者必居其一”,还请先生自己回答。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旧文学,难道平时读书,竟没有留意及此么?且就“老爷”二字本身而论,元史上有过“我董老爷也”一句话;宋徐梦莘所做的《三朝北盟会编》,也有“鱼磨山寨军乱,杀其统领官马老爷”两句话。——这一部正史一部在历史上极有价值的私家著作,尚把“老爷”二字用入,半农岂有不能用入诗中之理,半农要说句俏皮话:先生说半农是“前无古人”;半农要说先生是“前不见古人”;所谓“不见古人”者,未见古人之书也!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有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哼!这一节,要用严厉面目教训你了!你也配说“研究《小学》”,“颜之厚矣”,不怕记者等笑歪嘴巴么?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 ”,是个象形字,《说文》说他是“像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它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解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五千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 ”,是个形声字,《说文》说他“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如“渚”“楮”“煮”“猪”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占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 ”,从“ ”,“ ”声;“ ”同“自,“ ”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为“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工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尽”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自道耳。”)
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他们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辩。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说几种给先生听听:——《文选》上有四句话,“说“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可谓不通已及。又《颜氏家训》上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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