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出家法赖以提出的社会根源
士大夫为什么只能采取在家出家法呢?难道一旦真正出家,任何实际利益都要失去吗?那些佛教领袖不是比衮衮诸公还要炙手可热,那些著名僧人不是赢得了几乎全社会的普遍尊敬吗?
明人胡应麟写道:"唐羽流(道士)还俗,率显荣;而缁流(和尚)还俗,多偃蹇,如贾岛、周贺之类,穷厄终身,较为僧但多发耳。"(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4)他能指出这种现象,是很可贵的,但他没有探讨问题的实质,为此,我试做分析以作为狗尾续貂。
有唐一代,儒释道三家并存。这三家既是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又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社会势力。就它们为封建统治服务来说,三家鼎立,缺一不可。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尤其是佛教,同时还和李氏朝廷、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三家的社会地位,在朝廷看来,是有区别的。李唐统治者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认道教祖老聃李耳为自己的祖先,规定道先佛后,道教便幸运地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列于佛教之上。道教是中国的国产宗教,有一定的民族基础,但在服药长生方面,往往露出破绽,理论也相当差,一直为佛教界所蔑视。唐初佛道辩论,道教徒往往被佛教徒问得张口结舌。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僧人慧乘问道士李仲卿说:"先生广位道宗,高迈宇宙,向释《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为更无大于道者?"李仲卿回答道:"天上天下,唯道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慧乘又问:"道是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亦可道是至极之法,更无法于道者?"李仲卿认为是这样。慧乘接着说:"《老经》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违本宗,乃云更无法于道者?若道是至极之法,遂更有法于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于道者?"李仲卿回答:"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无别法能法于道者。"慧乘说:"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得自然还法道不?"李仲卿答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慧乘问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李仲卿答:"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慧乘说:"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于天,天即是地。然地法于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应即是地。"这里,僧人仅仅以逻辑和概念的关系为出发点,徐徐深入,步步为营,就弄得道士难以招架,狼狈败阵。李仲卿当场"周慞神府,抽解无地,忸赧无答"。(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唐高宗时,僧灵辩又挫败道士方惠长,还嘲笑说:"黄冠(道士)暂逢缁服(和尚),不觉心迷。"(《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到了唐后期,佛教界还是看不起道教的理论,僧宗密说:"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时一度空劫,云虚无混沌一气等,名为元始,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故知佛法教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说。"(唐释宗密《华严原人论·斥偏浅第二》自注)
唐太宗时,僧人法琳为了改变佛教受压抑的地位,甚至冒着大不敬的风险,指出皇室李氏出自鲜卑族,是阴山贵种,本姓达闍达,译为汉语即为李,而不是出自陇西老聃之李。他还编了一则具体的情节,说老聃的父亲姓名为韩虔字为元卑(利用谐音攻击其人寒蹇,是天字第一号的卑贱货),是个独眼瘸子,终生穷困,娶不起妻,72岁时和邻居家的老婢女私通,怀上老聃竟连分娩用的床都没有,只好在李子树下生出来,故冒姓为李。这种污秽的谣言使唐太宗很难堪,法琳也差一点丧命,然而道先佛后的地位却没有动摇。
唐玄宗崇道抑佛,使士大夫在处理同佛道二教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波动。贺知章原来崇奉佛教,他和其他士大夫同僧道亮交游,"同心慕仰,请问禅心"(《宋高僧传》卷8《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同僧玄俨"具法朋之契"(《宋高僧传》卷14《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同僧昙一"并为师友"。(《宋高僧传》卷14《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但他晚年在唐玄宗崇道抑佛精神的感召下,信仰和举止都发生了变化。他转而崇奉道教,号四明狂客,用道教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李白回忆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殿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全唐诗》卷182,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唐玄宗天宝三年(744),贺知章86岁,"上表乞为道士还乡"。唐玄宗批准后,他即于正月初五启程回会稽。唐玄宗亲自赋诗送行,并诏令公卿大臣在京师长安东门为他饯行,"岂惟崇德尚齿,抑亦励俗劝人"。(《唐诗纪事》卷17《贺知章》)
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功利主义政策,既保证了道教的社会地位,又保证了道教徒还俗后的政治待遇。"韦渠牟本道士还俗,至唐宰相"(《诗薮》外编卷2),确实很显荣。
然而道教的发展,依然远远比不上佛教。道教徒也有转而加入佛教的。武则天依靠佛教制造舆论而完成改朝换代的大业,就抬高佛教的地位,规定佛先道后。道士杜乂顺应这一形势,请求弃道入佛。武则天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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