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见。左传杜序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四字，经典释文序录引有。）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公羊隐二年传何注：“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于竹帛。”公羊大题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母生，乃着竹帛。胡母生题亲师，故曰公羊。谷梁者，亦是题其亲师，故曰谷梁。”是公、谷虽受经于子夏，（从杨士勋、徐彦说。）而其书则晚出也。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书抄九八、御览六一六。）盼遂案：此二语本于桓谭新论。马总意林引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此亦蔽也。”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习左氏传，汉书刘向传所不载，唯言向治谷梁学而已。恐汉书向传出自其子子骏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学。君山之言，或反属实录也。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升）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先孙曰：“范叔”当作“范升”。下并同。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升”与“叔”艸书相似，古书多互误。（后汉书周章传：“字次叔。”李注云：“叔或作升。”）范叔（升）寻因罪罢。元、叔（升）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盼遂案：“讷”疑当为“纳”，涉上“言”字而误。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此论所谓陈元言纳，范叔章诎之事也。言纳者，言见采纳也。范叔（升）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盼遂案：“返”本为“反”，涉“违”字而误沾“辵”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曰：“以左氏春秋同吕氏春秋者，亦本论衡。案书篇云：“左氏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又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据此诸语，仲任固以左氏为传，且谓胜彼二家。则其与吕氏春秋并论者，特吐言之庇谬耳。”（春秋左传读叙录。）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汉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国语韦昭解序：“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讬王义以流藻。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释典艺：“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说文、风俗通引国语“称春秋国语”，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故也。汉书律历志引国语“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等语，称春秋外传。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以上诸文，并以国语为外传者。至所以名“外传”者，韦昭谓：“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曰：“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毕沅曰：“外传亦有鲁语，则此语为不可通。韦说得之。”案：仲任以国语为补左传之略，则义近韦说。又按：左襄二十六年传正义曰：“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叶少蕴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并见困学纪闻六。）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举八证以明左氏非丘明，叶梦得春秋考以左丘明为战国周、秦之间人。以上诸说，不以国语为左氏外传也。窃以后说为是。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实”，元本作“宝”。旧本段。盼遂案：“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元刊本作“宝”。
公孙龙着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汉志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列子释文：“字子秉。”有坚白论篇。庄子秋水篇：“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淮南齐俗训云：“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又诠言训注：“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新论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为色，马所以为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御览四六四。）别录曰：“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过关。”（初学记七。）吕氏春秋高注亦云：“乘白马，禁不得度关，因言马白非白马。”罗振玉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先孙曰：“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其一也。晖按：“衍”当作“子”，是也。“三”疑当作“二”。汉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亦只言其以琴干威王耳。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并邹衍所说。又邹奭子十二篇。史记孟荀传曰：“邹衍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别录曰：“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御览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乙等篇。梁章钜曰：“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按此文，则以为管仲手着。史记管晏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矣。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是与王义同。富民丰国，彊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彊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后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于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于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史记苏秦传曰：“苏秦详为得罪于燕，亡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后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新语，陆贾所造，注超奇篇。盖董仲舒相被服焉，余嘉锡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褥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注明雩、乱龙篇。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元本作“夏郊不之祀”。案：当作“夏郊不祀”。元本衍“之”字，今本后人妄改。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详死伪篇。如审雩不脩，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再”疑为“可”误。以政致旱，宜复以政。复，消复也。政亏，而复脩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顺鼓篇引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沈溺致雨。”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脩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亢阳致旱，今雨至而亢阳不改，明变复说妄。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与寒温、谴告、治期之旨相违。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佑，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旧本段。
董仲舒着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汉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传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王先谦曰：“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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