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篇盼遂案：此篇可作两汉经学源流读。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粗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钱、黄、王、崇文本作“粗粗”，非。卢文弨钟山札记二曰：“说文：‘粗，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两音两义。昔人多以‘粗粗’连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于粗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粗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粗粗也。’改作‘粗粗’，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后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后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捴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今按：关于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后得，而“后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后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后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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