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但总起来说，你们都是文化人。经过我这两天的观察，恕我讲话直率，你们中间的有些人，真让我感到失望。接着，他例举了许多事例，我能记得下来的，有这么两件事：一、董教导员例举了赵岳、徐继和满地找脏东西吃，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说调我们到这儿来，当然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自暴自弃不好；但是梦想天上掉下馅饼来的事，也不会发生。会议最后宣布：明天的劳动项目，在我们的驻地四周，编织铁丝网。
刚刚散会之后，被点名的徐继和就追上了董教导员，他对是否编织铁蒺藜毫不关心，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到处寻食。
他说：“教导员，我是大肚汉——我饿。”
董教导员摇摇头：“你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够高的了。你们到来之前，场里特别研究了你们的伙食，要让你们吃饱吃好。”
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畲庄不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雞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铁丝网的铁壁合围。原以为成了自由人的我们，面对着那一根根木桩和满是毛刺的铁蒺藜，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声诅咒，不知道是在诅咒自己，还是在诅咒那个年代，但大多数同类在作茧自缚中还在自我解嘲：
“这是例行公事。”
“铁丝网不说明什么本质问题。”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这就好比进了大学要戴校徽一样。”说话的是俄语学院的郭愕权，“就是明天给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着劳改队的标志。”
郭愕权是湖南人，遇事总是争先表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心直口快。内心没有遮拦的人。在火车上为我们讲解团河宫历史的曹克强，戏称他是大学生中的“娃儿”。“娃儿”有娃儿的快乐，他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恼化解为零。他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成天愁眉苦脸也是活着，高高兴兴也是活着。专政单位并不因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于这种认知，他一边编织着铁丝网，还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俄文苏联歌曲。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都有亮相的作品问世，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誘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那铁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边干着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边编织我的小说的。由于事隔多年，我已难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但故事的主要脉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楚——它不过是仿照那个年代的文艺模式，构思了一个与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客里空”的故事——似乎是有一个名叫彩凤的女娃，在杜鹃声声五月天里的揷秧比赛中，战胜许多男娃的故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彩凤打擂》。这就是我在作茧自缚的第一天里的行为记录。不能小看了我这一天的心路历程，它至少说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记极深，不切实际的梦想，比一般同类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表现我们这个落难的群落？）。
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一天另一个沉默无言的角色，要算是与我为邻的郑光第了。他的沉默，与我大相径庭——这是在几年之后，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认知了的。这个来自北大物理系。体态纤弱的学子，在初到编织铁丝网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铁蒺藜刺破了手指，还流下了眼泪。在我及我的同类眼里，他是我们当中最为嬌气的一员，不然“林黛玉”的绰号，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在男儿国中有着某些女性的气质，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后，立刻有几个同类争抢着为他包扎。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相互之间的关心，并不包容什么其他更多的内涵——但是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回眸众多同类对郑光第之所以如此关心，其中深埋着人性的东西在内——那就是男儿国里大冷寂了，许多“亚当”受心理本能的驱使，无处宣泄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觉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倾斜。
记得，当时一位与我一起打木桩的同类（请原谅，这属于隐私，我必须略去他的姓名），就对在我身边干活的李汰伦直言不讳他说：
“我常常手婬。”
我当时几乎难以置信。在大饥饿年代，他的身体本来就弱不禁风，怎么能有这种行为呢？当时，因为我和他俩不在一个小队，彼此之间十分陌生，不太好开口询问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俩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回避，李汰伦喜欢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来自于文工团，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因而说起这些话来，彼此没有间隔（李汰伦平反后，与我同住在团结湖小区，当我们共同回忆往事时，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饥饿之外，在当时的男儿国中，普遍存在着生理本能的饥渴）。那个文工团员对李汰伦的直白，其实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他把深藏在这个知识群体中的另一种焦渴，给公开化罢了。当时，还流传出一些同性恋的奇闻，一个来自石油学院的何某某，与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某某，为了另一个高某某，在茶淀农场时，曾动过铁锹云云。
因而，在编织铁丝网时，把一个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驱使。由于生活中的隂阳失调，中国古代《诗经》的开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那种诗化了的美丽意境，在这里已经化作为乌有——道理十分简单，这儿没女儿河，因而蕴藏在男性大山腹内的地火岩浆，难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躶，在这儿成为一种必然。随着作茧自缚的“鸟笼”的编就，同性之间的变态情痴，也变得更加原始。此种变态，在我的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曾有过片断的描写——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的原因，因为它并非我记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即便已是茧中之蛹时，也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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