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媽这个时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親。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褲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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