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又当众出过一次洋相：他与同类打赌，说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馒头他都能揣下去。同类中不缺喜欢逗乐的人，便想办法给他节约下十几个馒头，看这个大肚汉的表演。最后馒头倒是吃光了，但是肚子却胀得解不开褲腰带了。没有办法，几个同类还要帮他去解腰带——因为他急于要去大便。此事，引得同类们大笑不止。成了徐继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则《笑林广记》。
此事，也传进董的耳朵，但董对这件事没有过问。我想，一定是董对饥饿后遗症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有了对徐继和的这种宽容。按说，当时的粮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劳动工地上，中午每个人四个馒头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填不饱肚皮。与我一个小队的刘士康、郭锷权，几乎每天都要从我手里要走一个馒头，我实在不知他们的肠胃与我的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挥动锹镐，与他们耗费着同样的热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学长赵岳坐在了一块儿。我要他为我解疑，他说他饿怕了，便有了这种精神上的遗留。在茶淀农场时，他见过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有一个浮肿号去见上帝了，当时他们分场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够运死人用的，便临时打了一口薄木棺材。正当同号们为他钉棺木的钉子时，分场场长走了过来，他打开棺木的上盖，有意无意地摸了摸死者的脑袋，发现他还有体温。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听了听，发现死者恢复了呼吸。场长马上命令把人抬出来，结果这个已然进了阎王殿的囚号，又活了过来。赵岳与他在大炕上为邻，每天看他摆弄他那被钉棺木的钉子钉破的衣裳，并说要一辈子保存下来，当作死亡纪念品。赵岳被他的死而后生吓怕了。本来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纪念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便有了见东西就往嘴里塞的习惯。
听赵岳一说，我似乎对徐继和与他的行为有了一点儿理性的认知——他们像是得了某一种疾病似的，看见食物就会产生不可抗拒的条件反射。但是他们也来工地挖湖造山了，其体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别是徐继和，说他身体缺少热能吧，可是他在严冬时节，专爱赤臂躶胸地大干——这至少说明他尽管染上饥饿的神经质，心里也还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个良好的表现，以达到早日离开这里的目的。
从严冬到开春，我们的汗水洒在了人工湖，其中还包括一批浮肿号的忘我劳动。当我38年后去寻找它的身影时，它己化为乌有。只有那荒芜的废墟中，还残留着我们当年的劳动印迹。我不无感伤地在那儿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阳的土坡中间，我看见有草芽从废墟的缝隙中钻出来——它挺像当时的我们。
在这段日子里，好像只留下巴鸿（北影导演）一个人在三畲庄，他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这不是他不愿意去人工湖轰轰烈烈一番——他从东北劳改农场来到这几时，一只手的五个指骨，已然抽缩成了伸不直的雞爪一般。当然还有伙房的一些同类，因为人总要吃饭，少不了炊事人员。究竟准干上了这份美差，我已记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在华侨出版社出版时，该社总编李是同志打来电话，和我来了一个黑色幽默：“过去我给你掌勺烧菜，今天我给你出版作品——老伙计，我当年是给你做饭吃的伙夫！”经他提示，我才记起这个瘦高瘦高的同类——他当年充当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后勤。
这个时期，董指导员向我询问过谭天荣和周大觉的表现。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忘却。我谈及谭时，说到他体质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劳动中，总是找重活干，表现是很出色的；至于周大觉，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实人，他总是像牛一样埋头劳动。为了言出有据，我还提出高元松队长每天去工地，可以证明我的汇报绝非虚言。我想：如果高层的头头们，以他俩为尺子丈量全体老右表现的话，我无愧于同类，更无愧于良心。这是回眸挖湖造山之尾，不能遗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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