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院我母親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媽——”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親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親，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親开门的速度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媽，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親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親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媽媽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母親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親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与母親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親了親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親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親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親告诉我写字台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親）每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親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记得母親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化的人。我母親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媽，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
“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回家了，媽媽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親的孩子，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親耳语了几句，让母親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親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親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親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媽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親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親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小儿子哭闹着不叫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碎了——还是母親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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