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躶体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婦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親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親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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