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维熙：你何日归京？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月，我親了親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媽媽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右派言行时，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隂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誘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是捕雀的誘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rǔ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隂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噗的《红豆》、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隂谋而是阳谋”，原来是“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隂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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