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揷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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