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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