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親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起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婦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我的信，自从我去信托商店买自行车，碰到她以后，我除去为陆丰年找她借过《金蔷蔽》，还谈了我们彼此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她有着不大和谐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陈果（小名苹果），女孩名叫陈染（小名葡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好人与好人，由于双方个性的距离，不一定能够组成一个美好的的家庭。
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河农场来的——我的母親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親回来的事，再回场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親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親颈上挂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親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親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親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像做贼那般，而是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的。
进屋之后，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儿子，又看见了我的母親——尽管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光景，却恍若隔世。
我的可怜的母親！
我的可怜的儿子！
命运没有太苛刻我们这个早就被强台风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纳户口，老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复得的东西，比原有的存在还要珍贵。这是“文革”中的心路历程，给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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