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来时正是新年底,又由于远行带来的精神疲累,我们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和也是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刘四站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他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儿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立法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枪口下,无论“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式,与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親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褲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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