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慾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JingDianBook.com←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醉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隂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親，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婦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婦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媽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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