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也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张沪真是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隂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再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就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决定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的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他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著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那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里和杰克伦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
“该怎么说呢，80％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情。”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驾驶室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的处理不当，多少有点良心上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历经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5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峨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在那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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