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猛然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画像。一方面，我要求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得像举重运动员那般，丹田运一口气，才能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顶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直到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小屋里顿时没了寒冷，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口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gāocháo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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