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源君长着一副苦相，这是我从在团河农场三畲庄时，就认知了的。在几百号同类中，惟有建源君长着一只“风泪眼”——在我20年的劳改生涯中，只有劳改干部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第一部），也有着那样的一只眼睛。
最初，我以为这种眼睛是砂眼的一种类型。还是早在团河农场时，有一次右派队出工，在路上我问他：
“为什么你那只眼睛总是像蜡烛般地流泪？”
他没在意地顺口回答：“因为刮风。”
我一时没能听清他的意思，便又从病理的角度追问了他一下。
“我爱人是个医生，她说这种眼病叫‘风泪眼’。在没有风的时候，这只眼和好眼一样。”
事情过了几年，在“大转移”来山西的列车上，他与“劳改鸳鸯”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在漫长的行程中，又有了交谈的机缘。在谈话之际，我叉看见他的一滴泪水悬挂在眼帘之间，没有垂落下来。说实在的，这一滴悬浮于眼帘间的泪水，总是给人以惆怅的感觉，我常常不得不躲开他的眸光。
我说：“你爱人是个医生，她就不能医治好你的眼疾？”
他笑了笑（那笑也像是哭）说，“你该明白，有些病不是葯物能够治好的。”
至此，我才了解了建源君昔日所说的“风”的含义，并非单纯指自然风而言。他的弦外之音，是指中国的政治季候风而言。家里就是有再好的医生，对此也无能为力。不是吗？就是古代的神医华伦再生，他能解决中国大地上不断刮着的季候风吗！就是诸葛亮重新出现，他能预卜到全国几十万热爱中华大地的知识分子，要在季候风中成为囚徒，并被押解到山西来吗？！
前文《四月雪与四月血》中，曾经提及到建源君因在洗衣时说了“领口、袖口”最脏，而受过的事。在那场被形而上学地演绎成“伟大领袖最脏”的政治悲剧中，建源君为此而承受了不少次的批斗。我当时坐在他的对面，总是情不自禁地拉低了自己的棉帽帽檐，以躲开他那只垂泪的眼睛——那形象实在太使人心神颤栗了，他瘦高的身子弯曲得像一只海虾，若同一个标点符号中的“？”，与此同时，他那只迎风流泪的眼睛，垂落下来的是一滴滴泪水。
建源君在同类中，本来长得就老，再加上那只“风泪眼”，在批斗他的会场上，使我想起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敲钟人卡西莫多虽然也很丑陋，但是他脸上没有建源君的泪眸。我和他同路不同车地来到晋普山煤矿以后，我因为上夜班较多，在白天常常去看望他——他因年纪和身体的原因，被留在了井上劳动。他在劳改队学了一手熟练的瓦工活儿，便被编进建筑队干修建监舍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给他送手套去（井下发的手套用不完，而干瓦工活每天与砖石打交道，是最费手套的），他当时正在用镐头刨着冻土，见我来了，他放下手中的铁镐说道。
“正给你们‘双劳改’刨地基哩，这儿要盖双层窑洞，分楼上楼下，今年秋天你们就可以入瓮了。”他挺开心他说。
我说：“但愿它是给犯人盖的，我和张沪在那间老屋住惯了。”
“是神的进庙，是鬼的进坟。”他指了指犯人区的大墙和岗楼，“既然监舍是盖在大墙圈外边的，我想是给你们准备的。”
我把几双手套递给了他：“感谢你为我们编织囚笼。”
他对我表示了谢意之后，拿出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着了火。
我突然像有了新发现似的问道：“老兄，你的那只眼睛，怎么不下雨了？”
他来了一句黑色幽默：“你该知道，它是一只风向仪；这儿的风，比曲沃不是小多了吗！”
我笑了。
他也笑了。
当真我发现他的脸，比在曲沃的时候胖了一圈。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欢悦的记忆。不久，我回北京探親，还特意到他家去了一趟。他的家住在宣武门内顺城街的新华社的宿舍区，是路北一所临街的小院，他那位当医生的爱人，看上去比他年轻多了，她对我招待得十分热情，并留我在她家里吃的晚饭。当她向我询及到建源的情况时，我当然只是“上天言好事”，而略去了建源君心上的累累伤痕——对她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说了实情只会增加她的烦恼。
从北京返回矿山时，尽管我带的东西，已然不少了，但我还是像个挑夫那般，顺便给建源带回来一些食品。他在我和张沪眼里，是风尘驿路上的忠厚长者和知音，在众多同类中，是属于苦黄连中的一个。但我未曾料到的是，不久，建源君就因为一次塌方事故，而离开我们去了西天正路。
那天，下了夜班我正在老屋中酣睡，突然被住在我附近的一个同号叫醒。我当时以为是井下出了什么事情，要我们去抢险呢！结果是令我心碎的消息一一李建源被塌方的土埋在里边了。此时正是早春时日，我穿起上衣蹬上褲子，奔往出事的现场。远远地就听见人声鼎沸，队长正在那儿指挥扒土救人。我的天哪！那是在一个高高的土坡，至少要有几百方土，堆在了建源的身上——不要说扒土，就是调来推土机（当时矿山没有推土机），人也没救了。
赶到事发地点，才知道事情的全经过：在早春的高土坡中间挖窑洞，本身就是冒险。因为春天地气上升，冻土表层看上去还十分坚硬，但是土质内部已开始融化；加上在掏洞时，洞顶没有防范措施，窑洞越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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