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普山在山西省煤矿中，是一座瓦斯含量最高的矿山，一旦引起瓦斯爆炸，晋普山也就不存在了。在井下听老煤黑子——我们的采煤组长阎恒宝说过，在60年代初期，大同有一座瓦斯煤矿大爆炸。事情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曾親自飞往大同去处理这一问题。当时，死伤了许多矿工不说，由于当时技术上无法处理全矿的爆炸后遗症，只好把一个好端端的矿山给封堵死了——但这只是解决地上问题，无法解决地下的灭火问题；直到70年代，那口矿井下的煤层之火还在自燃。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消息。我到了煤矿才知道，煤的性格非常喜欢自燃，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在1972年的夏天，因天气酷热，停放在煤场准备外运的煤，突然自起明火，矿山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这场明火扑灭了。在同年，一条采煤巷道的工作面，在采煤开炮时，引起了瓦斯的局部爆炸，整个巷道内的设备以及支护煤壁的木质棚架，被一烧而光。这两场灾难性的事故发生之后，矿山为了防患于未然，便加强了瓦斯检查的力量——我就是在这个时刻，被抽调进瓦斯检查组，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的。
这个活儿表面上看去，是十分轻松的；但是我每天要背着一台模样小如照像机似的玩艺，比采煤的犯人和采煤的“二劳改”，提前进入当天要采煤的巷道，并在当天要采煤的煤巷巷口小黑板上，标明当天煤层中的瓦斯含量。除此之外，地下煤巷密如蛛网，每一条没有采煤任务的巷道，也要我涉足其内，检查其间有没有瓦斯超限的征兆。在我担任这个貌似闲差的工作之前，经过一周的培训，技术科长对我们说了这样几句话：“这不仅仅是涉及到千百个人脑袋的问题，也是涉及你们自己脑袋的问题。谁的班上出了问题，都是要掉脑袋的大事儿，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我很害怕这份差事。刚刚把我选进瓦斯班时，我就去找了秦队长，言明自己不是那块材料。秦队长说，这不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是矿山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由技术部门挑选出来的。所以我干这个工作，是赶着鸭子上架——由不了自己的事儿。
另一个使我不情愿的原因是，我分工负责的煤巷是犯人开采的煤区。在曲沃我已经有过与犯人一起劳动的记录，而负责犯人采煤区，每天要在那地下深处全凭矿灯照明的世界中，与各种类型的犯人打交道。我们区别于犯人的标志有两条：一、他们出入煤矿的主巷道时，走通往大墙圈里监狱的专线（在一个大巷道的丁字路口，他们向北拐弯——我们向东行，那儿站着荷枪而立的武警，以防止犯人鱼目混珠逃出矿井）；二、我们头上戴着的是塑壳安全帽，他们头上一律戴着柳条安全帽。至于其他则无差别，不分你是干部、“二劳改”还是犯人，一律是头顶矿灯，身着黑色工服，脚下穿着水靴；一个班干下来，一律是满面煤尘的黑鬼。因而在地下煤城里，要想区别身份，惟一的鲜明标志，就是头上的那一顶矿工帽。
就像大自然的气候变化无常一样，井下煤层中释放出来的瓦斯也常无定式。因而我回忆起那一段当瓦斯员的日子，至今心里还经常后怕。首先，来矿井服劳役的犯人，身上都背着几年的徒刑。此外犯人的原罪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文革制造的冤案，也有刑事犯罪的真案。当他们来到煤巷前，小黑板上分明已写好瓦斯数据，但是他们还是要询问我杂七杂八的问题：
“喂！我们的小命可都攥在你的手心里哪！”这是犯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我说‘老二’，你犯的原罪是强姦还是反革命？到底你是哪路好汉？”这是犯人们每天要问及我的问题。
“看你像个反革命。是不是你恶毒攻击‘红太阳’了？”
……
我只能装成聋哑人，或支支吾吾。背起瓦斯器之前，负责技术工作的干部，对我们有过规定，除了工作问题以外，少和他们罗嗦。但是有些亡命之徒，见你不答话开口就骂：“装他娘的什么龟孙，你要是没偷没抢，为甚来在这隂曹地府里受罪。”因而，自从来到犯人采煤区检查瓦斯后，我的精神上就没有了轻松的日子。
其中的危险有三：第一，你分不清真假李逢，在井下曾发生过犯人逃跑时的恶性案例。有一天夜里，几个刑事犯罪的亡命之徒，在井下组织策划了一次杀人逃跑事件：他们用铁锹打死检查他们工作的劳改干部，偷梁换柱地戴上了干部头上的塑壳安全帽；然后，他们又互相把身子埋在出井的煤车里，随着出井的煤车，被绞车一直拉到了井外高高的煤山之上（那儿有专职的翻斗工，将煤车里的煤，翻到煤山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随着翻滚的煤块，一起滚到了山下。可以想象，当他们随着煤块滚下山去的时候，一定是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的——可是这次逃跑被翻斗工发现，他们都被矿山武警抓捕回来。试想，与这样的囚犯为伍，能不心惊吗？！
第二，任何一个采煤工作面，一个班至少要开两次采煤炮（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法），而每次开炮之前与开炮之后，我都要冒着呛鼻子的炮烟，顶着纷落而下的煤石，去测量瓦斯浓度，以防炮后瓦斯喷涌而出，进一步引发瓦斯爆炸。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开炮之后，煤顶没有任何支护遮拦——有一次，我正在半弓着腰，把瓦斯器的皮管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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