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件发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住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他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4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4个老右的名字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己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强作笑颜，却掩不住内心的凄楚。我问朱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说过如是的话：“暴虐的政治，能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为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文革”的打手们，连任何一丝自愧的感情都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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