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1974年夏大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止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我差一点儿成为独眼龙；在矿山并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块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易经》，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他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漏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他的整个面部。我甚至于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此时已无法收回。在他没有做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濕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蕩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来转转。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芦花蕩；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协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親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親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慾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