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作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12平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以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沾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船，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40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20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惟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儿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负责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能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滨）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为了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问题。”陈大琪坦诚他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第一部），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走向混沌）第二部）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有半截手腕躶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陈大琪心里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开他那厚厚的嘴chún，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里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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