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立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记来看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1997年，21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这年的秋天，我重访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遗憾。但我在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旧情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的鞭策与鼓励外，友人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
好在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们，已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你正在这个时刻走出大墙，似乎预示着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愿你更能坚信这一点。临汾为古之尧都，尔今又出此贤达之士，实为难得之举。调你去他们的文联工作，不仅说明他们的眼力，更表明中国知能善任的伯乐，骨头很硬并且是杀不绝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维熙，你有了这种条件——尽管当初你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非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惩罚。付出的越多，收获也会越大，这是个定理，这是我为你高兴的原因。
近来中央有小道消息传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组织部长。如此消息属实，当为我们这批五七年人的幸事。临汾未必是你最后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阻力还相当强大，但是中国的“文革”之苦，已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们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
有回北京的时机了，我等着你。在山西如能见到马烽、西戌、孙谦、胡正等，请替我问候！
这是我来山西之后，他的第一次署名来信。其中不仅有对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绍棠在当时的敏锐政治嗅觉。我曾把这封信拿给怀礼一读，这个身着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读罢信后惊呼：真才子之手笔也！你回信时，一定替我问候绍棠，并向他致以一个老西子的敬礼。
我当真按着他的叮嘱做了。之所以我对怀礼如此信任，不仅仅由于是他把我调到临汾来的。我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风骨。在我第一次奉召来临汾，他请我喝“竹叶青”时，因为他酒喝得多了一点，当着我的面就口无遮拦地大骂江青，我当时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比作为武则天，但是又说她没有武则天的才——戏子，祸水……一连串的贬义词，从他嘴中吐出。虽然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缝中去了，但我一个刚刚来到“大观园”里的“二劳改”，是无法对此表态的。
第二件使我对长者怀礼肃然起敬的，是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漫画。那画出自谁人之笔，我已然记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画之内容，足以使我牢记一生。画面上画的是武大郎开店的肖像，旁边诠注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他的办公室光线很暗，我是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见我认真地看那幅画，便哈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刻提醒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