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雞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婦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褲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人和親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婦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隂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