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媽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这段路是下坡，慾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峯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乌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当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親，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親的最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jī]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親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谎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割。雨中的莱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只好舍弃了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癢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葯，你去抹点红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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