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慾骂无词，慾喊无声，慾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洩了对这件事的愤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濕了我披着的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濕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慾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狗不敢下嘴ǒ刁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揷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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