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定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親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支金镖》、《雍正剑侠图》之类。1991年，我小姑从台湾回故里探親，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親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揷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褲中没穿内褲，外褲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着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褲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親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JINGDIANBOOK.℃ＯM※，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褲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婦“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褲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親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親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親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chǔ]女作的话，应当算是“褲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親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改成了电影，女主角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么？”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理、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弹伤及了双眼，在医院里和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逢呢，那情节使人难忘。对吗？”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为我读《青青河畔草》时掉过泪，书页上留下了我滴在书页上的一圈圈泪水。事隔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钢总工程师焦玉书的一封来信，他说他读我的小说想起了我，他当时正从北欧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因时间紧迫不及会面。我复信给焦总说：“同窗之时，你是班里的理、工科尖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理所当然。我自小属歪墙斜木，歪嘴和尚难与释迪牟尼媲美，当时只因机缘，使我误入二中这所学府圣殿，使我们成为同窗。为此，解放后的二中，曾几次要来家拍我的录像，作为学校资料存档。我一直婉拒，因为我这个留级生，生怕误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声……”
二、玉米粥泼在母親身上，也泼进了我心里，“……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咛为我输入了向命运抗争的血液。
母親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之家当保姆。母親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中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至死的知识分子，因家庭阶级成分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语系的家叔，便成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我母親生性好强，一不想寄生于我舅舅家（他是当时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了佣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母親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还是拐弯儿告诉母親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親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親松口，能允许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親受我父親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文化，但从父親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親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也不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親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親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親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親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親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親开雞窝那样，天亮了把雞放出窝；天黑了雞回窝，又把雞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親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親一块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加上我母親，9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親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親和爷爷时，便目睹到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親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親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親下逐客令，“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親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chún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
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面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他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而成了哑巴。但他神智并没有因血栓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手不断揉搓，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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