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母子而流，因为我父親过早地过世，才演绎出这样的悲剧。
滚烫的粥撤在我母親的衣襟上，我母親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说了声：
“我走——我走——”
我挣脱开爷爷的手掌，跪到母親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已地望着母親。我知道母親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大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之类，赏姐姐一口饭吃虽不成问题，但是母親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蕩不羁：他出入于舞厅，浪迹于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上的技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曾就此事问及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干的眼神里，却闪出了泪光）。我母親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随着家境变迁，对“地主”一词也不是一无感知，我深怕母親还乡会受到歧视，但16岁的我又无计可施。教书的叔叔，也出来劝阻嫂子说：“他婶脾气不好，嫂子你别在意，就在这儿凑合着过吧！让你走了，我对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親执意不从，果敢地孑然一身还乡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早晨，我送母親去长途汽车站。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为母親提着一个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轮史上，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可是它是我从母親手中夺过来，提在我手上的。
母親无泪。
我流着泪。
母親用手抚去我头上的雪花，并为我抹去脸上的泪：“你该像你爸爸那样，好好用功。”
此时母親的话字字千金。我应声着：“媽的话我记住了。”
“还有……要依靠自己。”母親叮咛我说，“不要想依赖任何别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该误你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媽接出来，您要保重身子。”
母親走了——走在严寒落雪的冬季。在这个冬天，我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责任。我不仅仅是一个母rǔ的吸吮者，还应当给母親以rǔ汁；我不该仅仅是一个爱的容器，还应该有爱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这一天视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乌儿了。
80年代，一些文学评论家由文及人地对我进行评说时，常常只提到了20年劳改生活，对我进行过炼狱般地锤炼；而我少年时代即心揣磐石，却一直罕为人知。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20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親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时期文学开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劳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种延伸。十几年来，我惜时如命，婉拒过多少游山玩水的邀请；一个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过天坛，我属相酉为雞，实则内核是一头牛，只知在稿纸上耕耘播种，但我这头牛是一头带犄角的牛，面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会，以及无耻钻营、溜须拍马之类，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个文坛权势人物于家中铁门之外，则是我的性格表现之一。而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遗传之功，而是社会以及我那苦命母親对我影响之结果……农民是善良的。特别是我故园那方水土，绝少刁民、无赖，多为勤劳百姓。河北玉田县之县名来源，曾有一个美丽传说：晋时有阳伯庸者，在终南山种石成玉，故为玉田。我母親返回故里的代官屯亦为山村，与终南山脉系相连，故尔人性温厚憨实。母親回乡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连，反而因祸得福。据母親回忆，当时的村干部见她独自返乡，立刻给她房子和土地不说，考虑到她是寡婦，又是两只小脚，就把她安置到一个从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干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机，滥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盗伐者找来，令其交出林木之钱。当然，村干部对我母親所以如此优待，根本原因基于祖父一代为书香世家，在村里没有留下任何恶迹；至于村里是否知道我父親在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抓获关押致死一事，无从考据。农民就是农民，没有更大的宏观鸟瞰，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给我返乡的母親以温暖。因此，我在通县上学时，居然收到了母親汇寄给我的钱。写此冬季忆事时，不能忘却必须提到的一笔，是我从氏家族中的堂妹从由芝，她出身贫农，却心甘情愿担当起我母親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种田，挑水拾柴（笔者写此篇忆事文章时，我这个堂妹正来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门集团用小车特意把她接来北京的。我母親思念她，我感激她），几年时间里，她待我媽媽如同对待親生母親。
三、叔叔剪贴本的创作启蒙，田秀峯老师的创作激励，走出自卑的我终于能对母親说：儿子要用另一方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在这种生活境遇中求学，良知迫使我发奋图强，以求尽快自立。在通师附中，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之后，学校处于冷暖更迭状态，这给本来就不太注重数、理、化的师范附中，更增加了一些发展个人兴趣的生活空间。这时，我有两个志趣得到了发展的契机：一、我进了学校的篮球代表队；二、我兼任起初中墙报（当时叫壁报）的编撰工作。除了这两个工作符合我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并使我的爱好得到了满足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我深藏于心扉的文学秉赋，得到了誘发，这对于我在50年代能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闲坐，正逢家中无人（爷爷病故，奶奶和另一个叔叔去了北京另谋生活），我翻我家叔一个小小书架，本意想找两本小说看看，无意间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贴本。灰色的封面，本子内白纸上贴着家叔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作品。其中有诗歌、小说、寓言、散文……家叔笔名陆人，即将繁写的从字分解成六个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没跟我吐露过他曾有作品面世，我从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驼的脊背上，也没发现过家叔有这样的文学才情。这个发现，对我犹如一场精神地震，我如[*]似[渴]地读了家叔的寓言小说《阿拉伯数字的故事》和散文《独白》；前者是描写金钱数字与苦涩人生的，后者似为我的堂弟维雄而写。其他诗歌则皆为工整的、仿莎士比亚和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诗写得朦胧抽象，我一时还难读懂这些诗作中之含义。面对家叔剪贴在笔记本中的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间，低矮驼背家叔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拔高了许多。我想，家叔所以从没对我谈及这些，一是因为经济困顿的煎熬——他曾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劳作；二是因为家叔从不知晓我心底对文学蕴藏着地火岩浆——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级而转到他执教的学校来的低能儿。（时至1991年春节，我去文学前辈翻译家，诗人冯至家去拜年，这位德高望重的冯至老先生，因为我这个从姓极少，竟然向我询问起从陆人是我什么人来了。我告之是我家叔。老先生感叹不已，说我家叔在辅仁大学时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时，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诉我，他结识我家叔是在他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周刊的时候，他认为家叔文学夭折于生理上驼背，身体残疾导致他在文学上失去坚韧不拔的笔耕之锐勇。我告之老先生当时的生活沉重负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对老先生回叙当年我在通县上学时，全家生活困顿寒窘之情景，后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于“文革”折磨。老先生听罢，感叹唏嘘不已。他说，家叔迈进作家门坎了，肖乾、李广田对他名字都很熟知。连说：实在可惜！实在可惜！）使家叔对我改观的，是当年通县附中又来了一位初中语文教师。他叫田秀峯，当他为我们上第一堂语文课时，居然一反老夫子们的教学常态，在黑板上一连写下三个人的名字——胡风——冯雪峯——田秀峯。然后狂放不羁地对同学们说：“中国有三峯，乃胡风，雪峯，田秀峯。鄙人即为田秀峯！”听惯了老八股讲课的同学，对此情此景瞠目结舌，而我却对这位老师之狂放神态，十分神往。因为他上第一节课，就表示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知和反传统的教学模式。第一堂作文课，他也与其他教师不同，他叫同学们自由命题。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题思维可以任意奔驰，不受命题之约束。这位老师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这么说，我从家叔的剪贴作品中，受到创作启蒙；在田秀峯老师教学中，得到了创作的激励。记得，在那次自由命题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响，还是通县城郊景物的誘惑，我写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边》一文。文中除对夏时的城郊芦苇塘进行了细腻描写之外，还写了一个家居白洋淀水性十分好的陈景文同学，写他在浪中击水的自由自在，写他在芦苇中与同学们嘻戏时的幽默诙谐。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使自喻为“三峯”之一的田秀峯老师如同醉酒，他神采飞扬地朗读了我这篇小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位戴着银丝眼镜的老师，还向全班预言说：“别看从维熙理科极差，文学必将有所造诣；不信的话，咱们走着瞧！”之后，他没把这篇作文发还给我，拿去给我家叔过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学校教导处，询问起有关这篇作文的事情：
“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
“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投过稿吗？”
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是田秀峯老师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峯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它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作文，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峯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峯相比，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颗文学矿苗（80年代中期，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到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誘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的来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峯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就在于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样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记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云云）。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那年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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