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17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战场去》的[chǔ]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七月雨》、《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峯老师是“识马的伯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親，并写信给母親说：
媽媽，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在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親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我，村里小学教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的儿子，走了一条与她的愿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风。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需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秉赋，并誘发这种天赋，使其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肤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秉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于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了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区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了。”
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吧？”
张校长最后答应我暂住几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们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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