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隂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雞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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