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誘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chún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揷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蕩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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